本报评论员 刘波

  据悉，一些城市的限购政策将淡化或者取消，“去行政化”有可能成为楼市政策的大方向。不过调整可能限于那些空置率高、供应过剩乃至近期出现房价下跌的城市，而一线城市近期内松动的可能性不大。

  限购政策开始于2010年10月。之前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政府实施经济刺激政策，导致房价过度非理性上涨，而在政府抑制楼市泡沫的其他努力未获成功的情况下，40多个大中城市开始实施限购政策来遏制投机性需求。这是政府对房价打出“组合拳”的一部分，却至今都未打破“越调越涨”的困局。

  限购推出之初即引起激烈争议，有人说这是朝向计划经济的倒退，其对错且不言，但即使承认限购在特殊情势下有某种必要性，其具体机制设计也严重影响最终效果。把需求分为消费和投资需求是限购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但政府不可能掌握充足信息将二者甄别开来，即使购房者自身也不能，但能不能甄别恰是限购能否发挥预期作用的关键。当前政府能掌握并充分运用的只有户籍等工具，于是限购就变形为对本地户籍者或本地纳税人的优待，让房价上涨的利益为这些群体获得，却加大其他群体的购房成本。同时，人为断定没有本地户籍者的购房就有更大的概率是投机性需求，这在人口快速流动的当下也是极不公平的。

  限购的另一风险是诱生寻租空间，比如方便那些能开具社保证明等的行政机构“设租”，从而刺激了贿赂腐败。限购即使可能让房价的涨幅有所下降，消费者却可能付出更多代价来购买购房资格。此外，因为政府并不比企业掌握更全面的信息，行政干预措施还可能滞后于市场状况的发展，从而加剧市场动荡。

  限购作为楼市调控政策在推出之初，政府就表明其为短期性质，从理论上言，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必须慎之又慎，即使推出也的确应留足因具体形势变化而调整的空间。限购只是面对一个巨大的难题而贴膏药，而且还很有可能贴歪，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

  楼市困局是中国经济整体扭曲的反映。财税制度缺陷使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主要收入来源。投资渠道缺乏使购房成为财富保值增值的首选途径，这在基尼系数高的背景下又进一步拉大了财产性贫富差距。户籍制度让大城市房屋附带了过多福利分配功能，而限购等于是让户籍承载了更高的房地产收益功能，从而刺激户籍指标买卖并进一步阻挠户籍制度改革。

  未来必须合理分配中央和地方财事权，改变地方卖地冲动，给地方政府以抑制房价非理性上涨的自发动力。在税收机制上合理平衡在房产交易和保有环节的纳税，以此来抑制投资性购房行为。房地产“去行政化”应得到谨慎欢迎，但愿这不是代表着一些城市面对房市局部低迷的权宜之举或是向土地财政的回归，而是代表房地产政策在整体上更加趋向市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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