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来打工人员、城市低收入者和农村人口三类人群聚居的城乡接合部，“人口倒挂”现象明显。由于土地资源基本用尽，人口规模已近极限，加上历史欠账积重难返，城乡接合部正在成为社会转型期多重矛盾交织的易燃地带。

  “一拆致富”后遗症

  随着土地和人口的集中，一些农民不再种田，但其思维方式、教育水平、消费观念、生活方式等依然停留在“农业社会”时代。

  居住在石家庄市槐底社区的7600多名居民，已经全部从过去的农业户口转成了城镇户籍。社区党支部书记陈玉信说，村里吸引投资120亿元开发了200万平方米 ，建起了一大批餐饮、零售、住宿、建材、教育、金融等三产项目，固定资产达300多亿元。如今家家户户都住上了300多平方米的高层住宅，每月还提供免费的粮、油等副食，人均年收入超过2.5万元，可谓“衣食无忧”。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城乡接合部对城市经济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城镇化的推进也给不少地区带来了发展红利。一些村镇及时抓住机会，创新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让村民过上了比市民还富裕、舒心的日子。

  但随着村民变为市民，村子改作社区，村委会变成居委会，一些地方“土地的城市化”没能缩小城乡公共服务的巨大差距，并未真正实习“人的城市化”, 以土地为主导的城镇化往往“化地不化人”。

  广州市白云区既有中心城区又有农村区域，是广州最具标本性质的城乡接合部。白云区钟落潭镇党委书记李恒丰说，一个200平方公里的镇，十多个项目来这里征地。政府收了地就去建项目，却忽视了农民离开土地“上楼”后的生存发展方式。

  一方面，失地农民的利益是否得到合理补偿常被忽视；另一方面，农民依靠土地为生的传统生存方式，并未随着土地行政划归的改变，真正转变为以读书工作为出路的城市生存方式，他们既不能完全从农村和土地中脱离，也难以完全融入城市，享受与城镇居民完全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权益，“离乡不离土”的转化方式，难以给失地农民群体提供足够的可持续发展动力。

  此外，记者发现，土地征用补偿造就了一批“一拆致富”的“土豪”，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突如其来的财富面前迷失了自我。

  武汉市东西湖区某村过去是城市边缘的一个农业村，村民靠种地和养鱼维生，年收入不足8千元，超过八成的家庭基本无存款。2010年，拆迁让村里发生了巨变，每户除了还建房，还能得到50万元拆迁款，这相当于一次性拿到了50年的 收 入。村党支 部书记告诉记者 ， 突如其来的“巨资”让村民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四五十岁的人大多吃过苦，不少还能保持本色。但年轻人往往大肆挥霍，有的嫌工资低辞职不干了，有的天天呼朋唤友、吃喝玩乐。

  拆迁户“不劳而获”的巨额资产，还让一些周边居民“红了眼”。令城乡接合部内部，逐渐呈现出新的二元分割。

  “第三元”身份尴尬

  城市进不去，家乡回不去，在居住地又被区别对待，外来打工群体逐渐变成了“不城不乡”的第三元。

  来自安徽阜阳的郑春来在上海九亭镇居住了6年，夫妻俩租了一间十几个平方米的小房间，除了床和简单的桌椅外，杂物几乎堆满整个房间。郑春来告诉记者，妻子在附近的工厂上班，他自己则每天早晨在路边卖豆浆和煎饼，两人一年收入不足5万元，但还是比在老家种田多得多。

  “有住、有吃、有钱赚，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已经不错了。”郑春来说，“我们不怕受苦受累。只要能多赚些钱，让老人过得好一些，让两个孩子上得起学，就心满意足了。”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和刚进城的年轻人等外来打工者，倾向于选择生活成本低、交通便利的城乡接合部为落脚点，作为圆自己大城市梦的垫脚石。

  这些外来打工者享受到部分城市公共资源，但始终被排除在市民之外，遭遇“经济吸纳，社会拒入”；他们在老家拥有土地，但由于背井离乡，分享不到家乡村集体的各种利益；与此同时，在居住地，他们又被排除在当地村组织之外，无法享受与原住民一样的村集体福利。

  焦家湾村社区是兰州市城关区发展较快的城中村，村里五六层的违章“小炮楼”随处可见，只能容两人并肩走过的街道曲折幽深。吴女士是当地村民，她在自家房子底层开了个干洗店，生意很红火，三层以上的20多个房间全部出租。“我们村几乎家家都是小高层，房租是一部分主要收入，另外大家还在自家楼下的底层做点儿小生意，捎带着就挣了钱”。房租已成为很多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河北省香河县蒋辛屯派出所所长周山良告诉记者，当地村民集中居住后有不少外来人员迁入，他们承租或购买村民的房子居住。虽然都是农民，但无法像原住民一样获得当地村集体经济分红、搬迁补偿款等福利。“原则上，他们可以享受他们户口所在村的集体福利，但离开家太多年，有的人不回去，有的人回去也不被接纳，其他村民不愿意把村集体收入分给已经离开的人”。

  城市进不去，家乡回不去，在居住地又被区别对待。如此尴尬的“第三元”身份，让这些外来打工群体普遍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上海松江区九亭镇副书记邱瑞云说，城乡接合部的早期规划没有预见到流动人口大量涌入，承受能力有限，这一群体无法进入城市，在外围停驻、等待、观望，久而久之可能成为不稳定的社会第三元。

  多元化矛盾交织

  在城乡接合部，聚集了城乡居民之间、政府与群众之间、原户籍农民与外来人员之间的多元化矛盾。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城乡接合部正在从过去的快速粗放、追求经济为主，向经济社会平衡协调发展转变。但由于土地资源基本用尽，人口规模已近极限，加上历史欠账积重难返，城乡接合部正在成为社会转型期多重矛盾交织的易燃地带。

  由于城乡接合部“人口倒挂”现象明显，远离了熟人社会，以亲缘、地缘结成的帮派特征明显，甚至取代了相关政府应发挥的职能。城乡结合部的弱势群体在遇到困难和问题时，极少寻求来自体制内正式力量的帮助，或觉得“找政府不是好办法”，或根本就想不到“政府”，最终加剧了事态的严重性。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梳理近年来的犯罪案件发现，流动人口生活圈子以人缘关系为主，主要社会支持来源于在京的有亲缘和同乡关系的人，与居住地的交融并不密切。遇到困难较少找政府，而是第一时间通过亲朋好友寻求解决的办法。

  上海宝山区顾村镇副书记沈轶群告诉记者，以前外来人口聚集在这里，地域观念非常明显，有所谓的“ 安徽帮”、“河南帮 ”、“ 山东帮”、“四川帮”等，“小打天天有，大打三六九”，一旦爆发矛盾，不是报警或者找相关部门处理，而是直接动手，打不过就叫老乡帮忙。

  来自江苏省睢宁县的在沪务工人员张健说，平时很少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感觉当地政府对外来人口与对市民的态度不一样，外来人口没人管，找政府也没有用。“只要不违法犯罪，政府部门没有人会找你，除非打官司要去法院。有事基本上都是自己解决或找熟人帮忙”。

  多位专家认为，城乡接合部不能长期“被遗忘”，沦为现代城市治安管理的“死角”，应按照“城乡一体化”原则标本兼治，以“专业化”打击犯罪“职业化”，逐步建立新型城乡接合部社会综合治理体系，让城乡接合部从“藏污纳垢”之地变成“洁净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