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新兴的亿万富豪逐渐改变其捐款模式，由传统的捐赠给慈善团体，转变成自己成立基金会或慈善团体。早期美国有洛克菲勒基金会，近期最知名的即为微软创办人比尔盖兹（Bill Gates）和其妻子共同创办的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过去 15 年，美国资产超过十亿美元（约 334 亿台币）的基金会数量翻了一倍，总数已经超过 80 间。这些基金会以其庞大的资金、技术和人脉，从事自己关注的扶助或倡议行动。

　　这样的现象，在公共领域引发不少讨论，有人乐见其成，也有人以“慈善霸权”的概念，提出许多批判。这些丰富论述无法一一细数，本文试着简单汇整一些方向，让读者能大致掌握此争议的主轴。

　　富可敌国却无人监督的慈善基金会

　　慈善基金会内部多半还是科层制度，且由主要出资者掌握大部分的权力，并决定组织的政策方向。对于一个以公益慈善为理念的组织来说，无法在内部组织上贯彻民主原则，让人感到些许失望。

　　这个问题延伸出来的是基金会的资源配置、各项专案的发展，以及工作内容等，均欠缺外部民主的参与与监督。当然有人会说，出资者的钱他爱怎么用没有人管得着。不过，以盖兹基金会来说，有资料显示，其总资产超过 650 亿美元。如果盖兹基金会是一个国家，其 GDP 将在全世界排名第 65 名，真正是“富可敌国”。这些资源如果投注于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很可能大幅改变其社会的面貌。

　　况且，不论是投注到教育、医疗、公卫或是基础建设等计划，都是属于公共领域的事务。而这些资源的投置跟计划执行，却完全没有任何民主，或是公共参与的机制。慈善基金会并不对公众负责，也不受公众监督，仅需对其出资者负责。

　　以盖兹基金会来说，因比尔．盖兹认为基改作物将是第三世界农业的救星，于是不仅于 2008 年赞助了推动基改作物的非洲农业技术基金会（Africa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Foundation, AATF）4700 万美元（约 16 亿台币），亦投资恶名昭彰的孟山都公司（Monsanto），研发节水玉米等基改作物，希望能藉此“解决非洲粮食危机”。此举虽然遭遇许多批评的声浪与抗议，但这些意见显然无法影响盖兹基金会的运作。

　　来源不善的善行基金事实上，因为捐款慈善组织可以部分抵税，所以当亿万富豪将其企业收入或财产捐赠给自己旗下的慈善组织时，必定有一部分资金原本是属于国库的税收。据估计，美国每年约有400亿美元（约1.3兆台币）的资金，藉由慈善捐款从公共财政转移到慈善组织中。这些钱本来都应该在（尽管令人不满意的）民主机制中，被讨论，以及使用于公共开支，如今却变成了慈善组织，或是亿万富豪私人基金会可自由支配的资金，回避公共介入与监督。

　　另外，亿万富豪的财产来源，也不乏伦理争议。例如2015 年被《福布斯》杂志评为全美国最富有的华顿家族，其旗下经营的沃尔玛连锁量贩店，就以压低劳工薪资，禁止筹组工会、还有一些环境争议而闻名。华顿家族同样也成立了沃尔玛基金会，主要投资于教育领域。

　　创办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推广民主理念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更是知名的金融炒手。一般认为，索罗斯带领的金融集团于 1997 年对泰铢的攻击，引发了1997 年的亚洲金融风暴。金融风暴造成亚洲各国包括泰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韩国的经济动荡，其中印尼盾的币值更于一年后下跌了高达 83.4%。索罗斯等金融炒手大赚其钱的同时，亚洲上万公司破产倒闭。许多人的毕生积蓄化为乌有，印尼的失业人口更增加至 2000 万人。

　　良善的国王，是贫富差距的因还是果？

　　过往对于非营利组织的研究，较多着重于成效与影响，较少探讨这样一种由大型慈善基金会主导的模式是否恰当。如果慈善基金会的“成效”颇佳，是否就没有问题了呢？基金会是否反而取代了某些政府应该发挥的职能？这样好吗？

　　慈善基金会在运作上，以及资源配置上的不民主，仍旧是需要思考的问题。此外，基金会也带着出资者本身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我们是否接受由这些“良善的国王”来主导公共政策的方向跟资源的安排？

　　同时，大型慈善基金会崛起的背景，来自于越来越多亿万富豪的出现，而亿万富豪的增加，也象徵着全球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日趋严重。财富分配不均，或是贫富差距扩大，本身就会产生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然后，亿万富豪们再来试着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这似乎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两千多年前的箴言，今日仍旧有其价值。或许试着打造一个没有亿万富豪的世界，一个不再需要慈善的世界，才是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账号bjgy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