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这些事，你还有脸来学校！”“是不是你去勾引李老师的？”当面的质疑，背后的议论，还有手机上发来的短信，白白不知该如何去回应，只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她蜷缩在床边，把头深深地埋进膝盖里。这是台湾影片《不能说的夏天》里的片段。影片之外，现实中的校园性骚扰事件却并未停止上演，而围绕此类事件，学生被诬勾引老师、学校包庇老师等种种怪象也在真实地上演着。

　　据《中国青年报》

　　很长一段时间，刘朵（化名）都害怕接到导师的电话。这名正在南方某高校读研的女孩儿说，自己的导师是院领导，平时应酬多。有时，自己也会被叫出去喝酒应酬。一次应酬中，席上某领导竟然对她动手动脚，不但乱摸，还强吻了她。

　　“我不敢告诉爸妈，怕他们担心。我就觉得屈辱，无比屈辱。”刘朵带着哭腔说，自己明明是来做研究的，但感觉跟陪酒小姐一样。

　　惊人的数字

　　《中国妇女报》11月4日的一则报道曾援引过这样一组数据：全国妇联一项针对北京、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经历过不同形式性骚扰的女性比例达到57%。

　　另一项调查也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有学者对1200名女大学生调查发现，其中有531名女性（占总数44.3%）表示曾遭遇性骚扰，而且不少受害者遭受过两次甚至三次以上的性骚扰。该调查还发现：23%的女大学生认为当前性骚扰的“情况很严重”，60.4%的女大学生认为“情况严重”。

　　“老师对学生的性骚扰或者性侵案，有很明显的特点。”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律师张伟伟曾接手过多起相关案件。她说，老师通常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对学生进行性骚扰、甚至性侵。

　　“这种骚扰往往还具有持续性，受害学生也多会出现强烈的创伤后应激性反应，比如抑郁、自杀、封闭等。”张伟伟说。

　　无力的维权

　　然而，遗憾的是，校园性侵案的调查和取证面临重重困难。

　　让张伟伟还感到痛心的是，受害一方站出来维权，往往还会遭受一些流言的中伤。

　　“比如有人会说其实是学生勾引老师的，或者是勾引未遂再栽赃。”张伟伟说，受害者很容易被当成替罪羊，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和心理压力。

　　张伟伟甚至遇到过“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校方。

　　“学校竟然给性侵的老师开假证明，说他人品端正，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张伟伟说，后来，这份证明被法官采纳，老师被判无罪，但被害女孩的精神却失常了。“年纪轻轻的，一辈子都被毁了。”张伟伟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