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租房厨房一角，“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看到饭桌旁边的暖气管上有6只蟑螂，它们的旁边就是开口的红糖袋和大伙儿吃饭的碗。”一位租客说。本报记者杨杰摄

　　群租房内床位一角，厨房与床隔着一面玻璃。本报记者杨杰摄

　　日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廉思发布了《青年蓝皮书：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14)No.2——流动时代下的安居》。这位年轻学者几年前曾因研究北京的“蚁族”而出名。这一次，他把目光对准青年住房问题。

　　在他所进行的“北京市青年住房状况调查”中，有52.1%的被调查者在北京租房。他们付出的平均月租金是1993.4元，占家庭人均月收入的37.1%，略高于其自认为最多能够承受的比重(35.2%)。这意味着，对于租房居住的受访者而言，每月的房租负担已达到其所能承受的“极限”。重压之下，很多年轻人被迫选择了并不被政策允许的“群租”。

　　从北京地铁崇文门站的地下走向地面，需要经过42级台阶。过去一年里，彭慧一次又一次走过这42级台阶，经过并不复杂的左转右转，回到“家”中。

　　彭慧有29位室友，她们共同的“家”是一套约14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这套房间原来的结构，彭慧和她的室友们都没有见到过。她们来到这里时，房子已经被改造成4个卧室、1个小厅、1个厨房以及两个卫生间。4个卧室里分别住着10个人、8个人、6个人和6个人。

　　1992年出生的彭慧并不习惯把这间群租房称作“家”，她的家在千里之外的哈尔滨。像这间房子里的其他人一样，彭慧尽管喜欢谈论北京，却从未真正属于过这座城市。

　　彭慧心大，遇事想得开。这样一位神经“大条”的女孩，在一个温暖得令人想瞌睡的下午，正蜷缩在一个容纳了10个人的房间的下铺，用笔记本电脑看《刑事侦缉档案》第四部，“古天乐在这里面特别酷！”彭慧笑嘻嘻地说，唯一让人心烦的是房间里的网速。由于10人共用一个网络，姑娘们经常连不上网。

　　即便性格开朗，彭慧与她们也甚少交谈。睡一觉再睁开眼，对面的床可能就换了新人，这些住在同一屋檐下、听得到彼此呼吸的女孩有时并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和她身后的故事。

　　10天前的彭慧还不能这样悠哉，那时的她还是一家地产中介的销售，在北京东二环、三环之间奔波。因为不会骑自行车，彭慧没有像其他中介人员那样穿着衬衫、打着领带，骑电动车呼啸而过。但相同的是没日没夜地辛苦奔波。

　　彭慧一天的工作是从早上8点50分开始。因为群租房内要排队洗漱，她通常会在早晨7点钟起床。卫生间的水龙头坏了，没有热水，整个房间出热水的水龙头只剩厨房一个。所以大家只能在洗菜池子上面洗漱，“最恶心的是池子经常堵，所以老是就着油花、面条、菜叶子洗脸……有段时间水池坏掉了，大家蹚着水洗个脸，然后再去浴室洗脚。”房间只有一面穿衣镜，宽度不到半米，每天早上姑娘们都得排队照镜子。

　　一番折腾，彭慧走出家门，走向崇文门地铁站，在拥挤的早高峰里看睡眼惺忪的上班族打着哈欠、听着音乐或是一言不发地盯着车载电视里的广告。

　　彭慧到达办公室后的第一件事是刷帖子，“你们在58同城、赶集网、搜房网上面看到的房源信息都是我们一个字一个字打上去的。”之后，是晨会，上司开始布置一天的任务。

　　每天，彭慧都要打上两三百个电话，约客户、约业主、谈价格、看房子、回访……打仗似的一天在晚上10点30分结束。结束之前，通常会在9点开夕会，总结一天的工作，如果任务没有完成，就要继续加班干活儿。

　　彭慧没有周末的概念。公司让每周休1天，但这宝贵的一天并不完全属于彭慧，客户和业主仍然会不断打电话给她，她依然需要像工作日一样往外跑。“有的时候真累得挺不住了，我就把手机调成静音，假装没听到电话，晚上再给客户回过去。”

　　在中介公司忙碌了一年，彭慧的身体开始发出警告。早晨经常被胃疼叫醒，后来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是因为长期饮食不规律导致的胃溃疡。因为身体上的不适，彭慧辞掉了工作。同在地产中介工作的男朋友每天给她送早餐。男朋友是她的同学，又同时来到北京工作。

　　“就是因为他，我才会留在北京。”但在北京马不停蹄的生活里，他们一周只能见一面，然后一起吃个晚饭。

　　“说实话，我不喜欢北京。节奏太快，消费水平又太高，一个月不挣八九千元，很难过得舒服。换个二线城市，一个月挣个三四千，已经过得很好了，还能攒点儿。”

　　在北京的一年，彭慧没有攒下一分钱。每个月的平均工资有4000元，除去房租900元，每天吃饭七八十元，下班晚了还要打车，一个月的薪水所剩无几。她的工资构成是1500元的底薪加上开单即有的500元，再加上业绩提成，收入不固定。

　　这间群租房令租户满意的地方是租金可以月付，甚至可以天付，每天38元或是一个月900元，如果连付3个月的话还有折扣——这一点彭慧也是刚刚听说，她在这里住了一年，却从来没有连付3个月，因为付完3个月的房租，就没钱吃饭了。

　　900元的租房成本在北京这样的地段只能租到一个床位。彭慧深谙租房市场的价格：三环以内最差的次卧也要1500元；出了三环能便宜两三百元；四环以外五环以内1000元。900元想要租一个单人间只能到五环之外了。

　　“北京的生活压力太大，我们班当初一起来的30个同学，如今只剩三四个。”第一次来北京实习时，彭慧就见识了首都的包罗万象。

　　彼时的她在中国美术馆实习，做服务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告知游客不要碰画、不要吃东西喝水。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5点，站两个小时休息半个小时。包吃包住，每个月拿到1900元补贴。

　　彭慧回忆，从没见过那么惨的“包吃包住。“她和另外17个人住在一间40平方米的地下室。正值北京的冬天，地下室里没有暖气，也没有热水。大概是由于不习惯北京的自来水水质，彭慧的脸上开始冒痘痘，“当时的条件又只能用冷水洗脸，那时候满脸痘特别不想见人，丑死了。”

　　大部分时候，彭慧需要掰着手指算钱过日子。在交完所有费用之后，彭慧的手里只剩800块钱，公司在最初的一个月不发工资，她需要用这些钱过完两个月。公司只提供午餐和晚餐。彭慧从来不吃公司的菜，只吃米饭。有时去早市买些咸菜，就着米饭一起吃。晚上的时候彭慧从食堂拿两个馒头，花10块钱买一盒8个的咸鸭蛋，还有老干妈辣酱。晚上1个馒头、半个咸鸭蛋，剩下的留到第二天早上当早饭。“如果实在忍不住，头天晚上吃了一整个咸鸭蛋，那第二天早上就不吃了。”第二天早上的馒头一咬一掉渣，彭慧就着辣酱，喝着水，大口大口地往下咽。后来发工资了，彭慧想要改善一下伙食，买了个煎饼果子，还有“双夹”——一种夹了鸡蛋和火腿的饼。

　　彭慧不愿意回忆起当初的苦日子，对未来也没有显出一筹莫展。辞掉工作后，她正在网上投简历、找工作。目标是一份朝九晚六的工作，工资可以比以前低点。“头疼死了，毫无头绪，想找个文职类的助理工作，但自己办公软件什么的又不太在行。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但公司不给交五险一金，别的倒无所谓，医保一定要交啊。”彭慧有时觉得，实在不行就继续做销售，毕竟是熟悉的领域，但是自己又没有本科的学历，她对于找工作略显迷茫和无能为力。

　　彭慧有时会羡慕一个同学的舅舅，70后，多年前两手空空来到北京，没有学历，只有吃苦耐劳的劲儿。“当时他刚结婚，还要养孩子，一个月工资几百块。就靠自己一步步奋斗，现在在北京有房有车，还有自己的公司。”彭慧觉得自己现在拼不过“富二代”，也不指望在北京买上房。“北京只适合挣钱，不适合居住。3年之后，我和对象赚足了钱就在老家买房，长远的打算还是回家。”彭慧说自己在学校时从来没有想过这些复杂的问题，每天过得很开心。工作之后，学着生存，这些问题迟早会找上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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