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尔·伯格博士（Dr. Joel Berger）和他的同事们来到荒远的可可西里，寻找无人区深处的野牦牛。在乔尔三十多年的生态学研究生涯中，他走遍了北美、亚洲和非洲。他著作等身，在用科学指导政策修订上也贡献卓越。低温大风司空见惯，野牦牛让他想起北极圈的麝牛。

　　在4.5万平方公里的可可西里辗转1100公里，伯格设法获得了108群野牦牛的数据。对雄性和雌性野牦牛偏爱的栖息地进行分析后，他发现雄性野牦牛更喜欢平坦的地带，雌性则偏爱斜坡和山地。当群体内有小牦牛时，就更是如此。

　　“我们对野牦牛的了解还是太少。”他说，“目前我们还在从基础开始了解它们的生态。了解它们的性别差异只是一小步。”

　　他希望，有朝一日生态保护人士可以充分了解这种动物，搞清楚高原上牧人的活动或气候变化会对它们产生什么影响。他也希望，他在北极苔原上研究麝牛的经验，能对中国的同伴有帮助。

　　野牦牛的退宿

　　目前，野牦牛的种群数量约为15000头，主要分布在从羌塘到可可西里的藏北无人区；无人区之外，还有许多孤立的小种群，被包围在家畜的海洋中。历史上，野牦牛的分布范围要广阔得多。甚至五六十年前，青海东部的年宝玉则区域还有它们的身影。曾经猖獗的打猎使得野牦牛退缩到无人区及其边缘地带。

　　羌塘-可可西里的人类影响程度极低，是全球“最后的荒野”之一。随着大面积保护区的建立以及对偷猎的有效抑制，局部调查表明，这里野生动物的数量在恢复。然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很多“无人区”已不再无人：羌塘区域的人类活动不断向北迁移，这一趋势如今仍未停止；可可西里东部和南部的牧民也逐渐进入原先的无人地带。同时，气候变化在这个区域体现得尤其明显，冰川退缩、湖泊水位上涨、物候变化。

　　保护人士担心，这里的野生动物面临新的生存挑战。气候变化和低强度的人类活动可能导致野牦牛的灭绝吗？我们应如何缓解这种风险？

　　昨日重现

　　回到羌塘-可可西里。野牦牛熬过了晚第四纪大灭绝，也和藏羚羊一起挺过了20世纪的大规模猎杀。那么，它能抗住现代气候变化和人类影响的双重挑战吗？

　　早期研究者注意到：野牦牛在夏季更青睐接近冰川的嵩草草甸；到秋季则迁移到海拔较低的针茅草地。不过，野牦牛并没有藏羚羊那样的长距离迁徙行为。换而言之，野牦牛的分布可能具有显著的季节差异。那么，野牦牛在不同季节的栖息地选择，主要受到哪些气候条件的制约？这些气候条件通过什么机制影响了野牦牛的季节性分布？

　　利用WCS多年积累的野牦牛调查数据，我和同事结合多个物种分布模型方法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相比起秋冬季，野牦牛在夏季（植物生长季）更倾向于选择海拔更高、地形更崎岖、且更接近冰川的区域。

　　在大地理尺度上，气候条件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在植物生长季，野牦牛倾向于选择那些月度降水量的总体波动幅度较小、但7月份降水量相对充沛的区域；在非生长季，野牦牛倾向于月度降水量波动幅度较大、且没有极端严寒天气的区域。结合植被遥感分析，野牦牛夏季的栖息地选择，不仅跟当地有多少草（食物的数量）有关，还跟草好不好（食物的质量）有关。食物质量的影响程度，可能超过了一般对如此体型食草动物的估计。

　　一般来说，捕食者会显著影响大型食草动物的栖息地选择。近几十年来，人类猎杀曾造成野牦牛种群数量的大幅下降，可认为是野牦牛的主要捕食者。那么，猎杀事件对野牦牛的分布会产生什么影响？比如，野牦牛是否避开牧民居住点？

　　模拟显示，牧民居住点并未显著影响野牦牛的分布。与预期相反，在植物生长季，野牦牛更倾向于接近牧民居住点。在资源充沛的夏季，野牦牛似乎没有必要冒险接近人类活动范围，特别是带仔的关键时段。

　　看不到尸体不等于安全

　　那么，如果植物生长季期间适宜栖息地的总面积大幅扩张，这是否意味着栖息地承载力增加？按照羌塘-可可西里区域人类活动的现状和发展趋势，野牦牛的扩散会受到限制吗？基于现有的了解，野牦牛的繁殖率会降低吗？

　　关于承载力。模拟结果显示，即便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尺度上，野牦牛的适宜栖息地分布都很可能发生重大变化。未来，气候变化可能为青藏高原不同区域形成复杂的“温度－降水”组合。我们还无法依据充分地判断特定区域的植被构成变化趋势；自然，也不能依据野牦牛季节食性判断特定地点的承载力。我们不知道的是，怎样的波动会最终导致局部灭绝。

　　在物种扩散能力方面，我们依然无法评估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但人类活动的影响应该是负面的。世界范围内，关于线状基础设施（如道路、围栏、管线）阻隔野生有蹄类移动的研究非常丰富。遗憾的是，羌塘已建有大量道路和围栏，并不断发展。当地牧区的发展权利应得到充分尊重，但这些设施的建设也急需考虑生态影响。在对该区域的承载力所知甚少的情况下，阻断野生动物的扩散通路当然是危险的。

　　关于繁殖率。随着特定区域承载力的降低（气候和家畜因素），野牦牛的繁殖率可能会下降。这在野外观察中已取得部分支持。阿里西北的雌性野牦牛怀孕周期间隔更长，这可能跟栖息地质量较低有关。受人类阻隔，种群交流的降低又会怎样影响野牦牛的繁殖率，我们仍不清楚。由于大量放养的家牦牛，家野牦牛杂交情况频繁出现。杂交与野生种群繁殖率的关系仍需深入的研究。此外，伯格在可可西里的研究发现，相比雄性，雌性野牦牛更倾向于接近冰川和崎岖地形。青藏高原的冰川正在快速融缩，这是否会影响到野牦牛的两性交往？

　　总的说来，要量化评估野牦牛的灭绝风险，我们的知识和信息仍极为有限。但这不妨碍我们看到，在现代气候变化下、在不断延伸的路网和围栏中、在浩浩荡荡的家畜里、在愈来愈现代的牧区社会面前，野牦牛越发脆弱。研究者应增进对物种的了解，并关注羌塘关键生态资源的承载力。针对人类活动对羌塘-可可西里无人区的蚕食，应当设立底线，甚至逆转这种趋势。在无人区周边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区域内，控制家畜数量、季节性禁牧，以及减少围栏和道路，是在目前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可以做到的。

　　夏勒博士曾如此描绘他对羌塘的梦想：“我眼中的未来是一幅曾经有过的画面——人类、家畜和野生动物共同生活在羌塘广阔的草原上，保持着生态上的和谐。”这会是失落的梦想吗，或是前行的愿景？

　　文章来源：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微信号：cwcaw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