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同志到处都是就是没人愿意正视他们的存在

作者：荷安柏（美国）

翻译：何春蕤（台湾中央大学英美文学系教授，性/别研究室召集人）

　　有调查显示，同性恋收入都蛮高的，教育程度也高，身上好几张信用卡。所以同性恋不是穷人，也不是住在天桥下的无业游民。

——保守派基督教领袖LouSheldon牧师

　　我一岁那年，住在祖母家——房式拖车——后面一个经过改造的养鸡房里。这个养鸡房仅够我193公分高的父亲和175公分高的母亲直立而已。我父亲是个木匠，他把收集鸡蛋的台子拆掉，重新建了一个小小的空间，可以放一张床，一张桌，两张椅，一个洗脸台兼厨房水槽（虽然并没有自来水），一个包含电炉的橱架和一个小五斗柜。爸妈就用外面院子里的洒水管洗澡，然后从祖母的房式拖车里拉了一条延长线来点电灯和暖炉。那时我的床其实就是五斗柜的抽屉，白天放在桌上，晚上则放在爸妈旁边睡。

　　我一岁时一整年都在生病，我妈也是，因为她剖腹生我之后恢复很慢，还有一些其他的医疗危机。我们母女在医院里住了三个月才出院，爸妈有限的存款都用光了，还欠了债。我出生前，他们就很拮据，我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也很潦倒，但是这个下坠的趋势还没走到终点。

　　我满一岁时，我们一家终于从养鸡房搬到一间拖车里住。爸爸一天赶三份工作，睡眠的时间很少，妈妈什么工作都干：缝补、洗涤、烫衣都干过。但是我们还是赤贫如洗，怎么努力都翻不了身。我成长的岁月都是穷岁月，更糟的是，我还是个女同性恋。

　　这就是我的同志身份：我是一个纯P、混血、“白种垃圾”（类似“人渣”，原为白人辱骂同样是白种人但非常贫困者的话，有时也被其他族裔用以贬低白人）女同性恋。即使现在已经在中产同志社群中活了这么多年，我还是常常觉得自己跟别人谈背景或家庭的时候蛮格格不入的。现在大家热衷于讲“我们的”酷儿故事，你听了这些故事就会知道，像我这样出身的同志可算是“异类”，因为人家说（而我们也告诉自己）：同性恋不可能是穷光蛋。

　　然而，这样表面上的异类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它代表的是成千上万贫穷出身、现在还是赤贫、而且也非常非常酷儿的我们。

　　其实，你如果用同志的人口比例（据说是百分之4到10）来看美国370万的贫穷人口，那就很明显了：至少应该有14到37万贫穷的同性恋。但是美国早期针对同性恋经济地位所作的调查却描绘出一副不一样的图像：同性恋比异性恋收入多，生活富裕，都是双薪无子的丁克族。（现在中国的同志经济状况调查也正呈现同样的统计结果。）

　　经济学家Lee Badgett在新书《金钱、迷思、改变：同性恋的经济生活》中就说：“我的书开宗明义地批判这些早年的调查，因为它们是为了满足同志出版和行销公司的需求而做的。那些调查根本就有问题。”

　　Badgett注意到，“很多人反对同性恋，往往是因为觉得同性恋比较富裕、又爱要求特权，这都会助长怨忿。”而他的研究则首度显示了同性恋的经济现实：

　　同性恋和双性恋并不比异性恋收入多，家里也不富裕。

　　如果能力和教育相等，同男比异男的收入要少13到32个百分比。

　　虽然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女人的收入，与异性恋女人不相上下，但是因为整体上女人的收入比男人少百分之21，因此女同性恋伴侣的收入比异性恋伴侣要少得多。

　　然而，想要在媒体上看到贫穷阶层的同性恋、双性恋，还真的很难。走红的女同志电视剧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劳动阶级的角色，媒体上很难看到广大劳工人口中的同性恋，也找不到同性恋移民、一天赶三班工作的女同志妈妈、长途开车疲累到打盹的双性恋卡车司机、排在失业队伍里的男同性恋等等故事，更看不到已经走到绝境或者彻底崩溃的那些酷儿们。

拉拉们真都这么光鲜靓丽？

　　有关“同志都很富裕”的神话深入人心，甚至连同性恋自己都相信。可是我们总是局限在白种人口里，想像着物质丰裕的幻象，以避免面对社群里存在着经济差异的事实。这也是此刻我们同志向大众呈现自我的关键问题：由于我们把彼此之间的阶级差异和贫富差距当成秘密般掩饰起来，否认它、排斥它，结果经济上的困窘被排除在酷儿欲望趋力之外，成了与我们的同志生涯无关的事情。

　　Badgett也注意到，越是高举“同志都很富裕”的神话，就越会导致像前面那位牧师所认为的那种“同性恋的形象”。可是事实上，酷儿的现实是多样的，也是需要同理心的：我们真的到处都在，但是我们都很不一样。

　　为什么承认这个现实会这么难呢？为什么贫穷被酷儿视为秘密？为什么它会生产一种特别的同性恋羞耻？请耐心听我说，想像一些你从来不愿意正视的事情。

　　当年我在“男同志健康危机组织”里主持“女同志艾滋计划”的时候，好几百个HIV阳性的女同志参与计划，讲她们的故事。她们几乎从未参与同志政治，也没去过纽约市的任何同志组织——少数去过的女同志很快就离开了，因为她们没被看见，也感觉自己并不太受欢迎。有位年轻的黑人同志组织者在“男男性行为者”中经营运动多年，他把上述现象称为“隐而不见的同志人口”，其中主要包括贫穷的女同志、男同志，以及跨性别、艾滋感染者和发病者，年轻的、老的都有，人数很多。

　　“纽约都会社群教会”基本上是同志教会，他们的慈善厨房注意到，1996年美国改革福利政策之后，来寻求食物的人增加了一倍。“同性恋社群服务中心”也说，从那时开始，加入戒瘾计划的流浪者增加了三倍。服务少年同志的Hetrick-Martin学院估计，纽约青少年流浪者中，大约百分之五十都是同志。

　　“酷儿经济正义网络”的召集人Joseph De Filippis说：“我们正在进入经济走下坡的年代。跟1990年代不一样，那时经济还好，雇主还比较愿意为员工提供伴侣福利。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会被失业和经济危机冲击，再加上福利改革2002年失效，很快，后果就会落到我们身上。草！总是先冲击我们。”

　　“全国同性恋专案组织”的“种族经济正义小组”组长 Ingrid Rivera 经历过这些：“我过去就是靠福利补助度日。当时我还是游民，我以为只要把高中读完就会改运，可是我是黑种女人，有小孩，又是同性恋，一直都在贫穷中工作生活。然而我加入的同志组织主要是白人，所以我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而这两个角度是断裂的。在大部分白人的同志世界里，种族和经济正义好像不被当成同性恋议题。就是因为这个断裂，大家才以为同性恋都是白人。”

　　谁都可能贫穷潦倒，但是你越“酷儿”就越少安全网可以承接你或帮你东山再起。同性恋身分会强化贫穷的效应，大幅增加你和社会服务体系互动时的困难。即使在有同志法律保障的都市里，你的梦魇包括：

　　要是想享受政府提供的收容所，你就必须和伴侣分开。然而异性恋伴侣因为符合家庭体系的定义，仍然可以彼此作伴。

　　你可能被迫接受恐同的戒毒戒酒治疗，但是人家要治的不是你的瘾，而是你的同性恋酷儿认同。要是你退出治疗，就会失去其他福利（包括健保）。

　　你没法以家庭的形式申请公共住宅。

　　结果你和伴侣只能去住低廉的养老院，而且必须分开，不能同住一间。

　　Barbara Cassis 来自纽约长岛一个富裕的家庭，然而一旦她觉悟并承认自己是跨性别，父母就把他赶出家门，年纪轻轻的她变成了流浪者，一文不名。她回顾过去时说：“感谢那些扮装皇后们！有一位看到我在时代广场哭泣就把我带回家，她跟我谈我的经历，又收留我住在她的公寓里，教我自立谋生，教我如何钓恩客，也教我在进行性别转换时如何在酒吧里钓人。后来她得爱滋去世，我又无家可归了。”

　　对 Barbara 这样的男变女而言，流浪汉收容所是最糟的地方，有时住在街头还好些。如果你无家可归又还没有足够钱转换性别，就只好按原生性别住进收容所，在那里遇到暴力和危险的机率很高，因为收容所又挤，人手又不足，工作人员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跨性别和同性恋，所以你要是跨性别，就连淋浴都是很冒险的事。

　　Barbara 现在是“阳性健康计划”的行政助理，她说：“我奋斗了好多年才能养活自己，才有能力处理自己是 HIV 阳性的事实，才能接受训练和教育，以便争取到一个像样的工作。和家人的和解也搞了好多年。要不是那些被主流同志社群蔑视排挤的人照顾我，我根本不可能有今天。”

　　我妈曾说过，穷醉鬼和富醉鬼之间的区别就是哪个能隐藏他的醉鬼身分。穷人的羞耻是公开而尖锐的，根本没法隐藏，而酷儿同志──那种使得性别差异和边缘性欲清晰可见的酷儿──也会引发同样的社会敌意。

　　在美国，穷人和同志的境遇都很糟；要是又穷又是同志，那就更糟好几倍，也更尖锐， 使得我们无力躲避、无法掩盖，找不到任何安全之处，逼我们不得不永远流离失所。

　　最糟的是，酷儿总是美国人的眼中钉。我们代表了美国文化对情欲的着魔：我们的形象就是总是在搞或总是想搞，因此我们代表了危险。我们的性总是被描写成狂暴的、露骨的、饥渴的、掠夺的，所以我们也很容易就会被当成性罪犯。

　　穷人也一样，总是被人当成也被人责怪太笨或太不努力。大家假设正常的欲望就是那些舒服坐拥财富的人才有的欲望；财富（不管是怎么来的）可以满足的欲望和需求才是好的。那么，那些复杂的欲望呢？那些和阶级种族衔接的欲望呢？那些偏离情欲正轨的欲望和需求呢？它们就不被接受而且总是要被谴责的。

　　难怪同志运动看不见自己社群中的贫穷，总是渴望且拥抱富裕的形象。大家都把有钱当成同志的优点，如果有人质疑我们的公民身分，好像我们唯一拿得出来的同志特色就是我们的富裕。从爱滋危机一开始，我们动用自己的财富来做政府不愿意做的事情时，这一点就很清楚了。我们建构了完整的体系来照顾并保护自己人，这是一个很震撼的例子，因为我们爱护了自己人，我们拥抱了主流文化所蔑视的。现在，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爱护照顾穷酷儿们。

　　同志游民连线的女同志 Jay Toole 说：“如果社群主动投入贫穷酷儿的议题，那就好像社群开口说，我在这里，拉住我的手，你可以活得更好，因为我在这里。”

　　Toole 快要毕业了，她决心做戒瘾咨询师，回到收容所里去把同志们带回社群，“这样他们就不用像我过去那样孤独。我被带出收容所，回到同志社群的时候，才终于有了回家的感觉。”

　　文章来源：酷拉君（微信号：QueerLala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