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订捐献志愿书。京华时报记者陶冉摄

　　昨天，王春意拿着诊断证明走出问诊室。京华时报记者陶冉摄

　　昨天，被确诊为“肺癌，中晚期”之后，王春意拿着诊断证明苦笑了一下，“这是一张死亡通知书，但也能踏实地去完成心愿了。”

　　四个月前，王春意开始严重地咳嗽，跑了两家医院，被诊断为“癌变可能”。从那儿以后，他开始各处打听，想进行遗体捐献，“我想做一点贡献，能死得有点尊严”。为了完成捐献手续，他从北京回到吉林老家，几番劝解让哥哥签字。

　　昨天病情确诊后，他便直奔器官和遗体捐献机构，送交了几份捐献手续。如今，他只想找家能提供临终关怀的机构，静静享受余下的光阴。

　　两次诊断“癌变可能”

　　2015年2月25日，王春意第一次将“肺癌”和自己联系到一起。他表现平静，没有掉泪，没有茶饭不思。在他44岁的生命里，经历过太多波折。于他而言，这次波折或许艰难，“但也没有什么过不去。”

　　王春意是吉林省公主岭市怀德镇民强村人，个子不高，背有些驼。王春意在幼年时，父亲患脑血栓，母亲患心肌病，治病变卖了房产，他与哥哥王春岐很早便担起生活的重担。20岁左右时，父母相继过世，哥哥也已成家，他开始独自生活。

　　1998年，冬。王春意在长春市一家拔丝厂工作。由于天气冷，皮带很难转动，他往转轮上打油，手套被卷进皮带。他赶紧去拽，双手被绞致骨折。“好在皮带松，不然的话手怕要保不住。”可他心疼费用，找家中医诊所，对方折腾十几次，“连拽带揉没弄好。”他又到中医院，也没手术，“被人像拔河一样把断骨接好。”王春意疼得夜不能寐，却“一颗止疼药没吃，一滴眼泪没流。”待伤养好，手指灵活不似往昔，他就此离开了拔丝厂。

　　王春意说他那时很绝望，远离家人没有积蓄，便拿出几百元到北京，“想碰碰运气。”起初并不好过，手指残疾成为就业阻碍，“到煤场砸蜂窝煤，或是做保洁、门卫。”如此过去了15年。

　　去年12月，他身体日渐不佳，出现咳嗽等症状。“那会儿刚失业，以为是感冒，挺挺就过去了。”直到一晚他咳得呕出来，开始有了不安。这样反复几次，今年2月25日，王春意到北京顺义医院做检查。医生在X线诊断报告单上写了一连串医学名词，他看不懂，只记得一句，“肺占位性病变，癌变可能。”

　　起初他有点不信，自己不嗜烟酒，怎么得了这个病。后来他又到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得到的依旧是“癌变可能。”这一次，王春意情绪看不出明显起伏，医生建议他做气管镜病理检查，他想了想说，“再等等，我还有事要做。”

　　“不想平平淡淡死去”

　　对于当天的反应，王春意坦言已接受现实。是否确诊，都不再重要，“百分之七十的可能性，还指望奇迹吗？”他说自己一直独居，没有娶妻，更谈不上子女。饿了自己吃饭，病了自己买药，“工资从没超过两千元。”这些年他都是这样度过。

　　“我想在死前做点有意义的事。”王春意回来后一直盘算这事，他热爱生命，不想平平淡淡地死去，想在世上留下抹痕迹。这时他想起了姚贝娜，“她离世后将眼角膜捐出，让我很感动。”

　　王春意开始各处打听，何为捐献，去哪捐献，怎么捐献……他在顺义区赵全营镇工作，租的平房就在那儿，“十几平米，月租两百元。”他往返于家和市区之间，路上花费几小时，“有时午饭、晚饭也合成一餐。”3月18日凌晨，王春意没有丝毫睡意，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几小时后，他会到北京同仁眼库办公室和北京协和医学院遗体捐献接受站领取表格，多日奔波，全为了这一刻。“肺癌无法捐献大器官，因为癌细胞可能扩散到其他器官，但对眼角膜、遗体捐献没有影响。”王春意想过，“我想死得有点尊严。人难免一死，生前际遇或许不同，但我相信人人都有一次伟大的机会做出贡献。”

　　接下来是家属签字。王春意当晚订购了北京到长春西的火车票，两天后动身，几份表格被他放置在提包的最里层。

　　回到故土的告别

　　3月20日晚上近9点，经过路上7个小时的颠簸，王春意再次踏上故土。长春当天傍晚的天气很冷，西站人来人往，王春意整理下行李，就近找家小旅馆窝了一夜。“从这儿到家还要一个多小时，每天只有三班车，早就收了。”

　　村里这时赶上农忙。次日，王春岐推掉农事，在家等弟弟。对他上次回家的时间，自己早已淡忘，“我这个弟弟，想法多，很犟。”

　　王春岐说，王春意从小如此，当年到北京，换号码都没说，“家里人找不着，以为他不在了，几年后才回来。”大概在今年3月，王春意打来电话说，可能得了癌。这话像重锤砸在王春岐心头，不知说什么好。王春意接着说，“我想把遗体捐了。”王春岐有些懵，自己以前只是听说，却不敢想象，捐献这事儿会发生在弟弟身上。

　　“闹什么，回来吧。”自己虽这么说，却知道弟弟的脾气，“他讲的事儿都仔细想过，改不了的。”弟弟回来后，王春岐得空就劝，“留下吧，能有人照顾，治病也便宜。”可他总是那一句，“死了就什么都没了，捐了做点儿好事。”

　　3月24日，弟弟临行前一晚。王春岐拗不过，到底签了字。一份捐献眼球志愿书、三份捐献遗体申请登记表，姓名、年龄、电话……王春岐一口气签下来，感到一阵悲戚从胸中弥漫。“想做就去做吧……”王春岐欲言又止，长叹口气，转身回了房。

　　次日一早，弟弟告别家人，身上只背了两个包。亲戚们到站上送他，王春岐向他保证，熬不住了打电话，自己会过去照顾他，帮他完成心愿。

　　肺癌确诊后的“踏实”

　　从吉林回来后，王春意去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这次来，就为了得出个明确结果。”

　　4月1日上午，王春意在走廊等了近两小时。“王春意”，医生念他的名字。他缓缓抬起头，随医生进了气管镜室。约半小时后，他从里面出来，手握着塑料杯，不住地咳嗽。医生给了他一张领取通知单，“4月8日到门诊一部二楼取化验单6张。这就是结果了吧。”王春意默默念道，呕出一口血痰。

　　昨天上午，王春意很早赶到医院。挂号、领取、问诊……医生翻看过6张化验单，对比一月前的X光片，面露难色说，“确定为左肺小细胞癌，中晚期。肿瘤生长的位置不宜手术。血小板也过低，用药会进一步降低血小板……”见王春意似懂非懂，医生进一步解释，“小细胞癌发展迅速，转移，脑、肝、肾、骨都有可能。气管压迫明显的话，可能影响呼吸……”

　　这些字眼在王春意脑中盘旋，去盖章的路上，他都在看医生的诊断证明—“左肺小细胞癌，左肺门及纵膈淋巴结转移”。王春意说，医生的意思是已很难治疗，“这是一张‘死亡通知书’，不过这样倒好，还省得能治疗却没有钱，那样更尴尬。”

　　王春意把诊断证明装进提包时，看见了那几份捐献表格，“还没交呢，要不今天吧，我也踏实了。”中午时分，他直接赶到北京同仁医院眼库办公室。王春意郑重签下他的名字，将表格递交给工作人员，“肺癌没影响吧？”工作人员说，肺癌本身没有影响，但能否捐成要看转移情况，血液病、遗传病、传染病等都不行。捐献者过世后，眼角膜要在6小时内摘取，“家属要备好捐献者的死亡证明和三个月内的诊断报告，及时通知眼库。”

　　接着是北京协和医学院遗体捐献接受站。王春意不放心，又问了同样的问题：“肺癌没影响吧？”工作人员回他，遗体捐献主要用于教学，没有传染病即可。捐献者过世后，委托人要备好死亡证明通知接受站，“委托人可以是家属、朋友甚至社区，流程较眼角膜、大器官捐献简单。捐献者的名字会被刻在北京市长青园骨灰林基地的一块石碑上，亲友可到此祭奠。”办公桌上有一本厚厚的登记簿，工作人员说，接受站1999年成立，起初捐献者不多，近年有了起色，每年登记1500人左右，实际捐献130人左右。“登记者多是退休老人，有子女受老人感化也来登记。”

　　事毕，工作人员交给王春意一张纪念证，红色封皮。王春意摩挲着，端详里面的字：“您申请在逝世后把遗体志愿无偿捐献给医学事业，这是一种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特颁此证，以表敬意。”

　　“这样就踏实了。原想到处转转，可身体不允许了，或许会找家临终关怀机构，静静地享受余下的光阴。”王春意说完长舒了一口气。

　　京华时报记者 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