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燕是被一桶冰水泼醒的。

　　借着窗外的灯光，她看见床边竟坐着一个人！来不及尖叫，拳头就劈头盖脸地砸向她。张红燕瞬间明白，是几个月没见的丈夫回来了。

　　这一次的殴打，让她尚未伤愈的身体又添多处淤伤。

　　“我要求警察验伤并留下证据，警察说没有相机，我告诉他，我带着。”鼻青脸肿的张红燕没理会警察不可思议的表情，从包里掏出相机。“被打得多了，报警次数多了，就有了经验，要留下证据。”

　　可最后，这件事还是不了了之。

　　“很多时候，人们都觉得家暴是私事，应该关起门来自己解决。即使报警，也多是调解调解就完事了。”中华女子学院教授李洪涛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长期以来，与反家暴相关的条款，都是散见于各个法律法规中，这没办法从真正意义上保护受害者。

　　“终于，我们迈出了那一大步。”李洪涛感叹道。

　　11月25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这意味着，我国将有一部专门的国家级法律，来喝止那些高举的拳头。

　　24.7%的女性和超过四成的儿童遭受过家庭暴力

　　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能是个头？每个被毒打的夜晚，张红燕都一遍遍地问自己。

　　这种难熬的日子，并不是只有张红燕在经历。

　　2013年10月，全国妇联出版《新时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调查结果显示，24.7%的女性遭受过来自配偶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此外，调查还表明，中国家庭虐童的状况也十分严重，10～17岁儿童遭到父亲和母亲家暴的比例分别为43.3%和43.1%。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群体中，则有14%在调查前一年内遭遇过家暴。

　　张红燕也已经记不清自己找过多少次派出所，报过多少次警。但每次，警察只是例行公事般地调解调解，从不会让下一次落到身上的拳头轻一点。

　　湖南省妇女权益部部长彭迪说，早期的时候，警察不会考虑到家庭暴力特有的规律和问题，甚至会觉得这种问题就不应该由警察出面来解决。

　　“这个理念也不能怪执法人员，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法律规定说，家庭暴力发生时，哪个机构一定要做些什么。”彭迪说道。

　　2008年，全国妇联联合中宣部、最高检、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原卫生部六个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力求将反家暴职责落实到各个职能部门头上。

　　李洪涛认为，《意见》虽反映出反家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效果却不甚明显。

　　“还是没有明确职责和具体化的操作过程。”李洪涛感叹，即使在《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里，涉及反家暴的条款也大多属于原则性条款，缺乏可操作性。

　　“我们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来告诉各个部门，他们需要做些什么。”李洪涛说。

　　家暴不再是家事

　　“很多时候，施暴者是有恃无恐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会被怎么样。”李洪涛说。

　　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理事杨晓林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审判中，家庭暴力案件的第一个坎儿就是“取证难”。

　　“因为家暴通常发生在家里，这种私密和封闭的环境，很容易错失第一手证据。”杨晓林说，大多数时候，被害者都没有取证意识。即使有的人知道拍下受伤的照片当证据，遇上对方死不承认，也还是没办法。

　　“这就还需要报警，留下出警记录、验伤证明、笔录等当证据。”杨晓林说。

　　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祁建建认为，现有法律中，对公安机关出警程序和取证的规定还不够细，影响了对证据的收集固定。

　　李洪涛则认为，取证难，与社会对家暴的认识误区也有关。

　　李洪涛曾接触过一个案例。妻子被丈夫毒打，脸肿得连眼睛都睁不开，情急之下夺门而出，敲开了邻居的门。

　　“你这个事我们可管不了。”看着眼前满脸是伤的女子，邻居“嘭”地一声又关了门。

　　李洪涛说，这种情况相当普遍。“都觉得这是你们两口子的事，我们不好插手。”

　　李洪涛说，不只是老百姓觉得家暴是人家的私事，管不了，一些社会机构也会这么认为。

　　一位医生曾给李洪涛讲过自己看到的“悲哀又愤怒”的一幕。急诊室里，医生手忙脚乱地给家暴受害者处理伤口，却没有一个人去拨通报警的电话。而在欧美和台湾，遇到家暴受害者，学校、医院等组织都有义务且有责任为他们寻求法律援助。

　　为此，《意见稿》作出明确规定，当受害人敲开邻居家的门，或者急诊室的医生遇到就诊的受害者时，他们有权利，并且有义务提供帮助。

　　“不但赋予组织和公民在发现家庭暴力时有制止权、报案权，还对一些特定机构的报告义务作了强制规定，要求他们在发现家暴情况时必须报案。这就有利于及时发现并制止、消除家暴行为。”祁建建说。

　　记者在《意见稿》中看到，如中小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等，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精神病人、老人、残障人士、重病人遭受家暴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未尽报案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还会给予相应处罚。

　　反家暴告别执行难

　　祁建建参与了专家建议稿的起草。她告诉记者，在家庭暴力的预防、处置、对受害人的保护等方面，《意见稿》都有亮点。

　　在此之前，不少有效的反家暴制度因无法可依，面临“执行难”的尴尬。

　　“比如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由谁来执行？这份裁定对公安机关执法有没有指导意义？”彭迪说，因为没有具体的规定，部门间的配合就存在障碍。

　　而这一问题，有望在此次草案中得到解决。《意见稿》规定，法院应当在作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后24小时内送达申请人、受害人和加害人，并抄送受害人和加害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居委会和妇联。

　　“这是反家暴法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对行之有效的司法经验的认可。”祁建建说，这也是将家暴案件中的人身保护制度，在法律层面上确立下来。

　　此外，《意见稿》还要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妇女联合会应当将反家庭暴力工作纳入本系统的业务培训和统计”。

　　“这些机构太需要专业的培训了。”李洪涛说，曾有受害者表示，在遭受家庭暴力后，还会在维权过程中受到这些机构的二次伤害。

　　“有受害者告诉我，报警后，替她们验伤的是个男警察，态度冷漠生硬，上来就冷冰冰地说，‘脱！’。”李洪涛说，这让受害者们感到十分屈辱。

　　此外，此次《意见稿》还规定，在接到家庭暴力报案后，公安机关应当立即出警。对询问方式、如何制作书面记录等，也作了具体要求。

　　在诉讼环节，《意见稿》也进行了细致的规定。例如，针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的受害人，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未代为告诉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告诉。同时，要求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民事案件时，应当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对于受害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也要求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这就明确了执法部门各自的职责。”祁建建说，依照《意见稿》，在调查环节，反家暴法为警察处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细致的指导，有利于证据的收集、固定。在自诉案件的起诉环节，则加强了针对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等特定群体实施家暴行为的追诉。

　　“国家主动介入家暴自诉案件，这体现了国家在反家暴中将承担更多责任。”祁建建说。

　　她还提到，在涉及家暴民事案件的审判环节，也将举证责任的分配权交由法院裁量，这实际上是减轻了家暴案件受害人的举证责任。

　　网民期盼法律能有可操作性

　　在专家看来，《意见稿》在多方面都有进步。但也有舆论认为，其中对于家庭暴力的定义是不是太窄？

　　“为什么前配偶关系不能算家暴，有些男的离婚了比离婚前打起老婆来更厉害，那离个婚反倒给了他们保护？”网民“给我一个任意门门门”提出了质疑。

　　记者注意到，《意见稿》中，将家庭暴力界定为家庭成员之间实施的身体、精神等方面侵害。其中，家庭成员具体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同时，还包括具有家庭寄养关系的人员之间的暴力行为。

　　《意见稿》说明中还提到，有恋爱、同居、前配偶等关系人员之间发生的暴力行为，与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发生的暴力行为没有实质区别，由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法律调整。

　　但李洪涛认为，婚前恋爱期间、同居期间、离婚后的暴力行为，比如约会暴力、分手暴力，都应该列入家庭暴力的范畴。

　　此外，祁建建还提出，《意见稿》中规定的“身体、精神等方面的侵害”，是否包括性侵害及其他侵害，还有待进一步明确。在她看来，为了加强对妇女、儿童权益的特殊保护，应该将性侵害与身体、精神侵害并列。

　　对于这部法律，老百姓最为关注的是它最后能落实到什么程度。

　　李洪涛说，反家暴法不仅仅要列明应该怎么做，还应该有具体的操作细则，以及相应的评估机制。“不仅要让相关单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还应该让他们明白，不这么做会怎么样。”

　　（郭美宏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报北京11月2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