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戴着贫困县的帽子炫富?10月14日，在国新办召开的扶贫工作发布会上，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苏国霞表示，针对贫困县，正在考虑采取改革考核机制、建设约束机制，逐步建立退出机制来制约。

　　作为长期以来扶贫区域瞄准的一个主要手段，贫困县主要采用三个指标来确定：县域的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农民人均收入。苏国霞认为，这是比较技术的、比较完整的一套指标体系。

　　在发布会上，苏国霞说，现实中，我们发现一些县，农民生活还很苦，但是县城建得还挺好。还有一些县，尽管还比较贫困，但是愿意申请民间组织评选的小康县、百强县。

　　苏国霞说，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个案，脱贫以后不愿意摘帽，或者戴着贫困县的帽子炫富，这样的现象确实存在。“我们对大部分县每年会进行监测，每年贫困县的指标都是进国家贫困监测系统的。”

　　建立贫困县约束机制

　　如何解决呢？三项机制的改革。一是，改革贫困县的考核机制。

　　过去各省对县的考核主要以GDP为导向，所以，地方政府决策者就将主要精力放在招商引资等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此进行了改革。在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县，要取消GDP的考核，其他的贫困县也要降低GDP在考核中的比重。

　　苏国霞说，通过这种改革，就起到了引导贫困县，把其工作重点用在关注民生，用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上面。

　　二是建立约束机制。苏国霞说，作为贫困县，享受国家的政策支持，就应该接受相应的约束。目前正在研究财政投入更大比例用于民生扶贫，政府配备更多精力用于扶贫等。禁止宽马路、大广场，脱离实际的形象工程。

　　“类似的约束机制，我们已经征求了各省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很快就要下发文件。”苏国霞说。

　　三是建立退出机制。苏国霞说，正在研究一套正向的激励机制，县里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以后会得到更多的好处。地方的多个省份都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比如贵州、甘肃等。“减贫摘帽”后，除了以往政策支持外，还有其他方面的激励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实现6亿多人的脱贫。数据显示，1978年~2010年，按照中国扶贫标准，累计减少了2.5亿贫困人口，参考国际扶贫标准，共减少了6.6亿贫困人口。

　　2011年，中国大幅度提高扶贫标准，到2013年，新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减少3989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2.7%下降到8.5%，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3938元增加到5389元，年均增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但贫困状况仍然严峻。在全国，仍然有12万贫困村，83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连片特困地区县，长期困扰贫困群众的吃水难、行路难、用电难、上学难、就医难、增收难、贷款难等诸多问题没有根本解决。

　　政策体系尚需完善。扶贫工作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管理体制不顺、各级职责不清，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一些地方的扶贫资金使用管理存在违规现象。社会扶贫参与度不够。全社会广泛参与扶贫的平台尚未建立，支持、引导、监督等政策也不够健全。

　　大扶贫格局

　　为了推进扶贫事业发展，2011年，中央政府颁布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将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构建大扶贫工作格局。

　　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是中国扶贫工作的重要方针之一。目前，初步形成三个基本框架，定点扶贫、东西扶贫协作、军队参与扶贫。

　　所谓“定点扶贫”，指的是党政机关等单位定点帮扶一个贫困县，这始于1986年。目前，定点扶贫工作已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局面。2013年，地方组织的定点扶贫单位约13.5万个，帮扶13.6万多个贫困村。

　　所谓“东西扶贫协作”，指的是东部较发达地区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对口帮扶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这始于1996年7月。据统计，2013年，这项工作财政援助12亿，引导企业协议合作投资5608亿，实际投资3400亿。

　　至于“军队参与扶贫”，各地驻军都是当地同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目前，军队和武警部队共定点帮扶63个贫困县、547个贫困乡、2856个贫困村。主要开展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农村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捐资助学、医疗卫生扶贫等。

　　在发布会上，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表示，确实需要一个平台来释放社会扶贫的巨大潜力，来凝聚各方面参与扶贫事业的巨大能量。

　　今年8月1日，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扶贫日”，自2014年起，将每年的10月17日设立为扶贫日，具体工作由扶贫办组织实施。郑文凯表示，设立扶贫日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引导社会各界关注贫困问题、关爱贫困人口，关心扶贫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