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方

　　(本报评论员)

　　马想斌

　　(《华商报》评论员)

　　周东飞

　　(《潇湘晨报》评论员)

　　李 妍

　　(《重庆日报》评论员)

　　如果不是穷尽一切办法后的无奈，谁能理解他的跪求

　　陈方：上周一则“点名慈善”的新闻引发了争议。莫向松，一名患了白血病的大学生，向富豪求助。只是求助的方式很特别，全身挂满玫瑰，携手10多名大学同学一起下跪，要求四川富豪“借款”给他。之后又爆出了更刺激的内幕：这一场求助原来是策划的！

　　马想斌：尽管莫向松的病情是真的，但在下跪借钱之前，他就策划过一次裸晒杀死癌细胞的活动。联想到这一行为，加上本身下跪借钱的“哗众取宠”，我从个人情感上，很排斥这样一种行为，尤其是冠上“慈善”的名。

　　周东飞：想斌说，这个求助就是一场策划。在这之前，还有一场策划。问题是，这些策划没有达到效果。这说明了社会已经对所谓的“逼捐”产生了抗体。即便是莫向松们点名要求某富豪捐钱救命，富豪置之不理也不会有人说他冷血。这就是现实，莫向松逼捐的失败，表明社会并不会对逼捐产生反应，更不会有人因为逼捐受到任何伤害。

　　再说，我们要莫向松怎么办？事实就是这么残酷。在一个几乎将死之人面前，要求他道德完善，甚至是完美无暇，这多残忍。在看到莫向松逼捐的同时，更应当看到他将死的悲哀身份。

　　李妍：我对这个新闻感觉比较复杂。一方面，莫向松以点名逼捐的方式借钱，有道德绑架的意味。慈善的一个基本前提，应该是自愿，捐助者被迫就范，对慈善本身也是一种伤害。

　　但另一方面，身患重病的人想要活下去，这是人的本能，所以才不得已采取了这种方式。当地有不少媒体在追踪这件事，记者也写了，接触下来觉得莫向松是个单纯内向的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强烈的求生欲望，加上有策划人怂恿，就很容易被利用。我很理解这种心情，尽管这是下下之策。

　　陈方：我想起2011年某论坛版主策划的那起“母亲跪行千米求助”的事情。和莫向松有些类似，跪行千米中的那位母亲求助诉求方面的事实并不虚假，但是，有些不同的是，那位母亲筹得很多善款，而莫向松这次可以说是失败的，收到的捐款数额也就2万多，为什么？我觉得还是因为大家不喜欢、不认同他这种求助方式。

　　举个例子，很多人都遇到过乞讨者。如果乞讨者“纠缠”，人们躲避不开，可能会拿出一元五元甚至十元送给乞讨者。那时，人们奉献的不是“爱心”，只是希望尽快把乞讨者打发走。至于同情心，我想很多人在那个场合里都不会有，即便有，也是打了很多折扣的。

　　马想斌：对莫向松逼捐的理解，一定是建立在他把该做的事情都做了，无奈之下，只能如此。比如，他之前去寻求了社会基金的救助，去寻求了官方渠道，事实上他没有。我并不用同情去谅解他的逼捐行为艺术。慈善的动力，是爱心，爱心的前提，是真心。你并非抱着一颗虔诚的真心，去寻求别人的帮助，当大家知道这是一次策划，当大家知道他并没有达到无可奈何的地步时，会对这种求助的心，添加一点不安和难受。

　　周东飞：社会喜不喜欢莫向松这种方式是一回事，但莫向松有进行策划的权利。追根溯源，是谁教会了莫向松这么做？媒体？社会？

　　陈方：问题是，这样的求助方式对社会来说是不是一个好的导向？或者说，他对构建健康的慈善文化有没有帮助？

　　马想斌：我一直在想，如果不去下跪，不去策划，就真的没办法了吗？我们不是去苛责他的方式，如何求助，那是他的选择，但对慈善来说，这种方式并非是最好的，与慈善本身就不相符合。你说社会现在冷漠，但是我们也同样看到很多类似的人和被救助的案例。为什么莫向松的捐款就很少呢？还不是因为社会拒绝这种不真心的伪慈善行为。

　　如果求助者偷奸耍滑，还有没有资格获得帮助

　　周东飞：如果莫向松去寻求制度化的救助，能不能得到活命钱？我觉得一篇评论最有价值，下面是引述：“现实情况是，城乡医保虽然已经覆盖全国大多数地区，成人治疗白血病可报销的比例仍较低，成人白血病患者更是很难从现有的社会救助系统中得到帮助。”通过引起关注获得社会募捐，甚至为了提高影响力以出位、出格的行为吸引关注，然后获得救助，是想活下去的成人白血病患者没有选择的选择。莫向松的尴尬和无奈正在于此。

　　陈方：东飞说，我们不能苛责莫向松的求助方式，好，即便我们不苛责，那为什么莫向松没有求助成功呢？按说，他的情况确实需要救助，为什么大家对他丧失了同情心呢？

　　马想斌：事实上，大家对他并没有丧失同情心，而是对这种方式不满。原因就是这样的方式涉嫌逼捐。一个人是否想救助他人，或者想以怎样的方式去救助，这一切都是行善者的自主选择，而那种强行将行善者放置在舆论关注之中的行为，跟在大庭广众下炫耀的善行一样，很容易让慈善发生变质。所以，莫向松以行为艺术的方式，给别人强制带上道德枷锁，自然别人就不愿意了。这是其一。

　　其二，“无关注不慈善”，重要因素是慈善的供给与被需要之间，信息不对等。很多人，很多企业家，想做慈善，但不知道从哪里入手。而与此同时，很多人需要社会的求助，但没有相应渠道去获取。所以，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通过某种方式，让社会知道这种需求，才有可能被关注。

　　李妍：如今社会上的道德绑架、哗众取宠的策划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因此，公众对这种道德绑架方式进行的逼捐，会有一种本能的厌恶与排斥。所以用这种“审丑”的方式来寻求关注，几乎没有效果那是一定的。现在缺少的就是真诚、善良、美好这样的品质，所以我们看到，但凡那些带有所谓正能量的新闻当事人，都会获得社会上的赞誉与关注，当然也会收获很多的捐助。

　　周东飞：我们在看穿了他的把戏之时，也应该自我解剖一番：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慈善？是因为对方人格健全、心灵美好？还是因为对方的确陷入了困境，如果不帮助就有可能死亡？我想，慈善的真正原因是后者。因为有人落难，所以我们出手相助。但是，在莫向松的问题上，好像常识已经被遗忘。好像他因为自己的耍奸使滑，就应该承担一切不利的后果。他没有人帮助，我们反倒更应该高兴似的。不能不说，这种慈善观是可悲的。指责莫向松的同时，我们应该羞愧。莫向松的悲哀，也正是我们这个虚伪社会的悲哀。

　　陈方：前段时间本报报道了一位90多岁的老奶奶，照顾着两个残疾儿子很不容易，身边有好心人呼吁大家买老奶奶的剪纸帮帮她。结果短短几天之内，老奶奶收到了40多万捐款。老奶奶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苦，但是看了报道的很多读者还是献出了爱心。为什么？因为她打动了人，她的坚强、乐观让我们产生了共鸣，具有“正能量”。

　　莫向松失败就失败在，像他这样的白血病患者很多，他知道自己没有激荡人心的故事，很难引起舆论的关注，所以才要走“极端”。没想到，这种“另类”的求助反而让人“反感”。所以，在讨论争议“逼捐”之外，我也想探讨一下中国慈善何时才能走出“无关注不慈善”的困境。

　　李妍：是啊，人们很多时候要的不是慈善，而是故事，很多时候，你有没有一个好故事，决定了你有没有一个好结局。

　　周东飞：于莫向松这类人而言，与其求助于慈善，不如完善制度化的保障体系。不需要挖空心思去求人，求助自己的权利都可以了。问题恰恰在于，保障制度并不完备，所以莫向松不得不下跪求人，挖空了心思，却又被世人讥讽和耻笑。慈善从来都是填空的，补充的，不可能指望它来承担起政府和社会应当承担的义务。可以期待的，只能是制度化的保障更加完善。

　　马想斌：无关注不慈善，我称之为明星慈善，缺点就是慈善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似乎每个需要求助的人都觉得，只有媒体的关注，才可能解决被救助的问题。问题是，需要救助的人很多，但慈善只是社会救助制度的补充，把它作为救助主体，有点本末倒置。但现实恰恰就是被倒置过来了，所以，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慈善的普适性。换言之，比如白血病救助的专项基金会，社会和媒体，包括需要求助的个体，都应该去了解，而非借助噱头去吸引人。

　　富人帮穷人是道德义务，但不能被道德绑架

　　陈方：还有另一个问题，富豪有义务来帮助穷人吗？从莫向松风波来看，舆论大体上还是比较理性的，基本没有批评富豪没有伸手援助的。

　　周东飞：富人帮助穷人，只是一种道德上的义务。中国人对慈善的理解，现在已经成熟多了。在莫向松这个案例中，富豪不接茬，没有谁去批评富豪，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表明人们并不会因为逼捐，就上了逼捐者的当。反过来，我也要说，我们不应当对逼捐者太恼火。因为，在中国，在当下，逼捐根本不能得逞。

　　李妍：富人依托更多的社会资源赚取了更多的财富，应该回馈社会，这没有问题。但在完成纳税等法定义务之后施行捐助，其实就和普通人的慈善行为，没有什么差别了，因此，富人的慈善依然遵守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自愿。慈善，本来就是一项道德事业，这就要求慈善首先必须要传递出仁爱与光明的价值。如果富人被逼捐，显然这和仁爱、友善等价值相去甚远，这一点，大多数人是能理解的。所以只要富人是出于内心的选择，分毫不施，或者是捐助巨款，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没有问题的。在这种普遍认知下，富人自然也不会那么轻易就被道德绑架了。

　　马想斌：莫向松下跪借钱其实有两个对象，一个是富豪刘畅本人，一个是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畅。前者，是针对富豪本人的，这种“逼捐”行为，社会并没有买账，多少说明大家对富豪慈善认识的进步。过去，对于富豪来说，社会认识就是强者不捐是为不仁，弱者不报恩则为不义。

　　另一个对象是，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畅。的确，这是一个人，但富豪是之于个人的一种定义，而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则是职务行为。在慈善行为中，大家往往只关注富豪刘畅的慈善，而忽略掉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畅的慈善。后者，则代表着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中国企业的发展，更多是依赖于政策的推进，这当中除了纳税体现的一种公共责任外，剩下的，因为利润的获取和本身的原罪，企业都应该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但这种社会责任，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不是说谁前来求助就给谁钱那么简单，应该运用在某个公共领域。

　　陈方：李嘉诚也说过，“强者特别要学习聆听弱者无声的呐喊，没有怜悯心的强者，不外是个庸俗匹夫。”比尔盖茨在一次演讲中也提到，企业家“投资穷人”更有意义。这样的价值倡导当然没错，富人帮助穷人也是一种“道德义务”，既然是道德层面的义务，无论是富人也好穷人也罢，谁都没有强制谁的权利。多数情况下，富人主动帮了穷人，我们会说富人的“好”；如果富人没有主动帮穷人，我们也不能认定富人的“坏”。

　　面对莫向松们的困境，如何伸手拉一把

　　陈方：东飞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对社会救济来说，慈善是一个填空，不是全部。如果我们仅仅依赖慈善，莫向松们的未来是没有倚仗的。对更多莫向松们来说，他们的困境到底该怎么办？

　　周东飞：可以依赖的，只能是制度化的保障体系。

　　马想斌：很多类似的白血病人，其实所面临的困境，就是生的希望与绝望。他们知道自己有活下去的希望，但现实却很难给他们这样的机会。求生，成了一种本能，所以，他们急切希望有人帮助一把。但现实是残酷的，社会制度的保障体系，并未给他们提供一个基本的生存希望，而社会慈善，因信息的不对称，或者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他们也不曾知道还有这样那样的途径，来获取这些资源。

　　所以，这当中，既然大家都知道慈善只是社会救助制度的补充，那社会救助制度在哪里？有谁去告诉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如何去申请，去哪儿申请这样的救助？或许，在现阶段，后者要比慈善本身更为迫切，也更为伟大。

　　所以，对整个社会来说，制度是要反思和完善的，我从来不怀疑社会爱心的缺少，只是我们需要对社会慈善，进行资源重新配置和优化。

　　李妍：要有稳固的、持续的、可依靠的救助，之前媒体都说了，要建立制度化保障。对政府公共部门来说，是可以考虑把白血病等纳入到大病医保中，对一些慈善机构来说，可以建立起专门的慈善基金会。我比较奇怪的一点是，其实网络上很容易就能找到有关白血病等大病救助的基金会组织，刚才我随手一搜，就搜到了一家名为“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的组织，这家组织设立了国内首支专门救助贫困大学生白血病患者群体的“思源·骨髓基金”。这样的信息为什么莫向松们会不知道呢？

　　是他们缺少了解这些慈善机构的渠道，还是说，这些慈善机制压根没有运行起来，让他们求助无门？

　　所以我觉得现在一个很紧迫的问题，首先是了解状况，这些慈善机构究竟有没有在很好地运行？慈善机制究竟有没有发挥作用？如果在运行，那么如何帮助这些求助者对接慈善渠道，方便他们更详细地了解寻求救助的方式，就是接下来的问题。

　　漫画：勾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