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 陆玫

　　“27年，3.2万名老人在松堂医院去世，看着他们离开，我对死亡的认识一次次叠加，感觉自己不是活了65岁，而是500岁。”李伟说。

　　今年65岁的李伟是北京松堂关怀医院院长。在来沪录制一个关于临终关怀的节目间隙，他接受了早报专访。

　　与别的民营医院院长不同，李伟显得有些拮据，随身行李只有一只环保袋。“1987年，我成立全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直到现在，松堂医院都算得上北京最穷的民营医院，因普遍的社会文化问题，家属为体现孝心愿意花高额的过度医疗费，但大多没有给老人付临终关怀费的习惯。”说到医院的经营状况，李伟显出无奈。

　　在交谈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情绪高昂，阐述着他理解的临终关怀：每个人从出生就在走向死亡，当生命不可逆转时，如果能没有痛苦、不带遗憾地离去，人们将不再惧怕死亡，并更珍惜活着的每一天。“将来我死了，我的墓志铭会是‘他活着的时候每天在拥抱死亡’。”

　　第一次模糊的临终关怀

　　约访李伟，是因为杭州一小区内欲建临终关怀中心，但遭居民反对近日最终决定取消。他这次到上海录电视节目，也是上海推广临终关怀进社区工程遇市民“抵制”，作为专家来说说看法。

　　临终关怀中心被小区居民看做洪水猛兽，一想到每天要与死亡为伴，都陷入巨大的恐慌。在这类新闻事件中，李伟是有发言权的，因为他开设的北京松堂关怀医院曾经历7次搬家，其中4次都是因为居民反对不得不迁走。“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临终关怀医院对活着的人的正常生活不构成任何影响，为什么不能对临终老人宽容一些？”他想不明白。

　　两者的认识偏差可能是因为，关于死亡，李伟已经接触了27年，但大部分人几乎没想过。

　　今年65岁的李伟在1968年从北京下放到内蒙古农村当赤脚医生，认识了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张老师。“张老师病重，我带他到县里医院检查，医生当时说这个病人不行了，癌症已经晚期扩散了。张老师听着，也没说话，回村里一路都没说话。几天后，我去找他，他特别兴奋，说了很多以前的事，说着说着眼泪就不停地流，他说‘我一生没做对不起别人的事，可是我连人的称号都没有，他们都叫我牛鬼蛇神’。”李伟说，那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他，只能说会去帮他平反，恢复名誉。

　　虽然答应了张老师，李伟却无法凭一己之力平反。隔天，他再去找张老师。“他当时眼光那么期盼，他在等我的答复。突然我就想，为什么不能安慰他呢。”李伟编了谎话，说和领导汇报了，同意给他恢复名誉，“张老师兴奋地一把抓住我，不断重复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当天晚上，张老师去世了。”李伟说，这是他第一次模糊接触到临终关怀，也是之后创办松堂关怀医院的起因，“就因为我的一句话，改变了他人生终结时的状态，让他带着微笑走完最后的人生。”

　　1987年，李伟用几万元积蓄投资建立松堂关怀医院。“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具体什么叫临终关怀，我只知道临终老人需要24小时生活护理、医疗支持、心理关怀这三项基本的服务。但专业医疗机构只有医疗支持，甚至过度的医疗支持；养老院没有专业医疗；家庭养老给家人带来很大压力，护理也不专业。我就想有一家机构能集三者于一身，所以有了松堂医院。”

　　在上世纪80年代开设临终关怀机构，社会接受度可想而知。1992年，李伟的医院因租金问题第一次搬家，新地址位于一个社区内。居民们群情愤慨：“你们是死人医院，是八宝山前一站，小区里会晦气死的。”上百个居民堵住医院门口，不让老人入住，老人们被迫坐在马路边，护士们抱在一起哭。“护士们问我，我们是好人吗，做的是好事吗，为什么人们都反对我们？”李伟说，这场僵持持续了4个多小时，老人们半夜才住进新病房，而类似的反对，松堂医院经历了4次，直到2003年搬到目前相对固定的院址，“我能感觉到人们对临终关怀的逐渐接受，我们最后一次搬家，有出租车队、志愿者主动来帮我们，社会在进步。”

　　不让病人带着遗憾离去

　　松堂医院的第一个病人是李伟的邻居，42岁的乳腺癌晚期患者，因为化疗倾家荡产，生理上已经十分痛苦，家人也疲惫不堪。李伟劝她说，到松堂医院来吧，这里能有她需要的心理关怀和生活照顾。4个月后，她在爱人怀中平静地离去。

　　“现在医院住着396位病人，平均年龄81岁。27年里离世的3.2万名病人，平均住院时间一个月。来我们医院的病人，大部分是别的医院宣布没有治疗意义，病情无法逆转的，也有因年龄太大，自己或家人主动入院安度余生的。”李伟说，前几天医院刚接收一位转院来的老人，“他从救护车里被抬下来，全身插满了管子，完全不能动，如果要这样离世，太可怜了。”

　　松堂医院对临终病人采取姑息治疗，以减轻病人痛苦为目的。“晚期肿瘤病人承受的身体疼痛是很厉害的，在确定病情不可逆的情况下，我们大量使用杜冷丁止痛，一级不够就两级，两级不够就三级，还有病人进行了阻断疼痛神经的手术。一旦身体不疼痛了，病人的精神压力就减轻了一半，我们再辅以心理疏导治疗，让临终病人不再感觉到痛苦，不再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感到恐惧。”李伟说。

　　在松堂医院，减轻病人痛苦的同时，另一宗旨就是不让任何病人带着遗憾离去，对每个人都实现最大程度的体贴。“老人年纪大了，就像小孩那样单纯，我们的护士叫他们美女、帅哥，他们就笑得很开心。”李伟说，很多位老人把生命最后最精彩的部分，留在了松堂医院。

　　李伟讲了一个故事。一位86岁的老奶奶，年轻时丈夫就去世了，守寡60年。她因消化系统疾病入住松堂医院，遇到一位79岁的老爷爷，因为都爱好书画，两人在日常生活中总有说不完的话。一次，医院快熄灯了，老爷爷还在老奶奶病房里聊天，护士让老爷爷回病房，但他像小孩般执拗地说不想回自己房间，还想待在这里，护士就满足了他的要求。李伟说：“我们了解过，两个老人的感情其实非常纯真，就是单纯喜欢对方。”后来，经过家属同意，松堂医院给两位老人举办了一场名义上的婚礼，老人坐着轮椅穿着红色唐装，一直笑着握着对方的手。几个月后，老爷爷、老奶奶相继离世。

　　给老人组织“个人演唱会”、给一直嚷着要加工资的脑萎缩病人“发工资”，松堂医院尽量完成每个临终老人的心愿。有报道曾这样描述松堂医院：“这里没有哀伤的气氛。上午8点到10点，是老人们集中活动的时间，50多位老人一片欢声笑语，他们坐在轮椅上，孩子一般欢呼、嬉闹。二楼的病房里，又有人去世了，像一颗熟透的果实落在松软的土地上。死亡，是这里的生命常态。”

　　无盈利模式难复制推广

　　对于临终关怀的概念，李伟也是在松堂医院的运行中不断完善的，“临终关怀可以理解成‘缓安乐死’，不再以治愈为目标，转为护理、控制疼痛为主，不主动延长、缩短生命。只要生命还存在一秒钟，人都在进行生命最后的成长。死亡是客观存在的，正因为死亡，才显出生的意义。”

　　与西方医学专家认为“人的临终期是6个月”不同，他提出“社会沃母（womb）”理论，“通过对松堂医院一万多个病例研究，我认为人的临终期是280天，与人在母亲子宫的发育期时间一样。人临终时，不能再回到母亲子宫，社会就有义务提供一个‘子宫’，让老人感受到社会的呵护和关爱。”

　　李伟一直强调社会应加大对临终关怀机构的扶持：临终关怀服务主要产生的人工护理费没有纳入医保体系，这无形中把很多病人挡在了门外；而医院除止痛药物外不主张用药，药品都由家属去医保定点医院开，不存在以药养医，“每位老人每月的住院费约3000元，再高病人就承受不起，所以松堂医院运营仅够持平。而在其他医院肿瘤病房，每月10万元医疗费都很正常。”

　　在松堂医院，医护人员以公立医院退休者为主，护理员大多来自农村，边学习护理知识边上岗。松堂医院几乎成了北京其他医院护工的实习基地，“在松堂医院干过的都被别的医院抢着要，因为特别细心、有耐心。”这点让李伟很自豪。

　　除了医保体系不支持，一些老人面对自己临终时的态度也让李伟揪心。“一位老太太，住院期间每个月只订200元的伙食餐，难得吃个饺子都只舍得吃素馅儿的。去世后，家人发现她竟有120万元存款。哪怕临终了，也不肯为自己花钱，因为社会一直只有优生教育，没有优死教育，没有教人们如何正确对待死亡。”他说。

　　让李伟欣慰的是，病人家属对临终关怀的理解程度已有所改善：“以前一提起把老人送到临终关怀医院，不孝的大帽子就扣下来了。但其实松堂医院支持家属24小时探望，老人不会有被抛弃感。现在接受临终关怀概念的人多起来了，我们也考虑在别的城市推广松堂模式，但一直在谈却还没有谈拢的，因为临终关怀很难做成有盈利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