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正研究制定重病残儿童保障政策

　　上周四，30多名法学家和NGO组织负责人齐聚人民大学，就刚刚上路就命运多舛的婴儿安全岛(俗称“弃婴岛”)去留问题以及有关弃婴的法律问题展开讨论。

　　这场研讨会的缘起，与一个月前发生在广州的一个热点事件不无关系。3月16日，开办仅47天的广州婴儿安全岛因弃婴人数众多无力承受宣布关停。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婴儿安全岛有利于保障弃婴的生命权益，不应随意关停，但弃婴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寄望于安全岛，须从儿童福利制度上予以根本保障。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正抓紧研究制定重病残儿童社会保障政策，减少相关家庭把孩子推向社会的可能性。

　　47天 262个孩子

　　在广州，不少弃婴都是妈妈未婚先孕，且缺乏优生优育常识。

　　红瓦灰墙的小屋内，绘有蓝天白云，配有粉色的婴儿床、天蓝色的被褥。这是设在广州社会福利院内的婴儿安全岛。布置如此温馨的地方，却是一个个孩子命运转折的开始。

　　这间只有7平方米的小屋门外，贴着一份心形的张贴画，上面是福利院的孤残儿童用稚嫩的手写下的心酸祈求：“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真的忍心抛弃我吗？”

　　这微弱的呼唤，并未让父母软下心来带他们回家。自1月28日投用，安全岛20天就接收了170多个孩子，在这些孩子中，最大的已有7岁。2月23日，甚至有一名已经夭折的婴孩被遗弃在安全岛门口。

　　截至3月16日，安全岛共计接收弃婴262名，其中23名重症患儿离世。当天，在广州市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情况通报会上，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宣布，暂停婴儿安全岛试点，待条件成熟时再适时重开。福利院院长徐久表示，自安全岛启动以来，由于弃婴人数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加，负荷能力已达福利院能够承受的极限。

　　广州婴儿安全岛并非我国首个建立的，却是第一个关停的。据了解，天津、南京几乎同期和广州开展婴儿安全岛试点，三地情况却颇为不同，天津和南京同期接收的弃婴数量分别为16人和25人，都不及广州的十分之一。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童小军认为，广州婴儿安全岛弃婴数量剧增，与其地处发达城市、外来人口多以及有较好的医疗资源有很大关系。

　　据新华社报道，在广州，不少弃婴都是妈妈未婚先孕，且缺乏优生优育常识，导致孩子出现疾病并最终遗弃，而这种现象在珠三角打工妹群体中尤为严重。

　　建与不建之争

　　安全岛设立以后，弃婴的存活率提高了70%-80%。

　　婴儿安全岛在我国出现于2011年，石家庄婴儿安全岛是我国最早的试点，从设立之初就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安全岛鼓励纵容了弃婴行为，会引发弃婴潮；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它为弃婴提供了安全的空间以及获得救助的平台。

　　在上周四的研讨会上，30多名学界专家几乎都支持婴儿安全岛的建设，“如果没有安全岛，这些孩子仍然会被遗弃，只是被扔到更偏僻的角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立众说。

　　婴儿安全岛在全国推广始于2013年7月，民政部发布《关于开展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的方案》，提出推广石家庄市婴儿安全岛经验，在全国各地开展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正是由此时起，婴儿安全岛引发了更广泛的热议甚至质疑。

　　在去年12月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对婴儿安全岛问题做出正式回应。他表示，设立婴儿安全岛，正是基于生命至上、儿童权益优先的原则，与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立法精神是一致的，与刑法打击弃婴犯罪也是并行不悖的。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詹成付也表示，总体来看，安全岛的设立利大于弊，安全岛设立以后，弃婴的存活率提高了70%-80%。

　　如何运作安全岛

　　专家建议，哪些人可以把孩子送到岛上而免于刑责要予以明确。

　　目前，河北、天津、内蒙古、江苏、福建等10个省区市已建成25个婴儿安全岛并投入使用，还有18个省区市正在积极筹建婴儿安全岛或弃婴观察救治中心。

　　从婴儿安全岛接收的弃婴情况看，各试点城市的差异很大。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的统计数据显示，运行两年半来，安全岛接收弃婴人数不足200人，并未引发“弃婴潮”。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儿童福利院于2013年4月开展试点，至2014年2月仅接收4名弃婴。但是，广州、南京等相对发达的城市在短期内接收的婴儿非常多。

　　南京去年12月10日设立婴儿安全岛。南京市社会福利院院长朱洪称，以往一年接收的弃婴大概在160人左右，但婴儿安全岛启用3个月以来，接收了近140名弃婴。为缓解压力，南京市社会福利院已将部分弃婴转到分院。朱洪表示，不排除南京“弃婴岛”也有可能因超负荷而暂停试点。

　　相对南京，广州选择了较为“激烈”的方式：关停安全岛。有媒体质疑此举会对其他正在试点或筹备试点的省市产生连锁效应，更有专家认为，“如果仅仅因为人手不够就贸然关闭，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广州关停婴儿安全岛)如果说一点影响都没有，那也不实事求是。”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詹成付说，广州等人口聚集的城市能够率先试点设立婴儿安全岛，本身就需要很大勇气。他呼吁社会各界人士能更加宽容地看待婴儿安全岛的试点及后续改革。

　　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短期内弃婴数量剧增，可以通过其他形式来尝试解决，比如通过内部系统向其他福利院进行协调等，“如果把这个人数剧增的时期挺过去了，后面可能就不会这样。”

　　詹成付表示，民政部正在研究对接收弃婴较多的福利院给予一定资助，并将协调当地资源，对接收弃婴较多的福利院予以分流，以减轻其运行压力。

　　对于广州婴儿安全岛的关停，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童小军表示，从中应更多的探讨设立婴儿岛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应该怎么去运作它。

　　婴儿安全岛应该如何运作？在童小军看来，第一是应该将其常规化，第二要提高服务的内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朱岩则表示，国家接收弃婴，但并不意味着扔掉孩子的父母可以免责，所以婴儿安全岛应该接收哪些婴儿、哪些人可以把孩子送到岛上而免于刑责等等都需要予以明确。

　　儿童福利之失

　　婴儿安全岛接收的弃婴，99%都是病残儿童。

　　婴儿安全岛引发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儿童的福利保障问题。广州市社会福利院院长徐久曾向媒体介绍，婴儿安全岛接收的262名弃婴大多在1岁以下，绝大部分患有脑瘫、唐氏综合征、血液系统疾病等中重度疾病，如不及时救治将危及生命。还有一部分是1至6岁的孩子，身患重病和残疾，生活不能自理，无法接受正常教育。

　　为避免岁数较大的病残孩子被送到安全岛，民政部日前建议各地在试点中进一步完善婴儿安全岛接收弃婴的规章制度，有条件的地方在安全岛安装摄像头，并建立弃婴甄别机制，严格接收查找不到监护人的1岁以下被遗弃婴儿。

　　但在专家们看来，建立甄别机制、限制岁数，并不能达到让弃婴减少的目的。

　　来自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各地目前设立的婴儿安全岛接收的弃婴，约99%都是病残儿童。而婴儿被遗弃的原因主要是家庭无法承受昂贵的医疗费、康复治疗费等。

　　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婴儿安全岛一方面是一个最人道的设施来关爱孩子，但也确实暴露出我国在儿童福利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重大缺陷，“对于重残、重病儿童，现在没有一套系列的保障制度，完全是由自家来负担，要报销也非常困难。”

　　保障政策正研究

　　王振耀认为，应尽快建立重残儿童津贴制度，避免“不弃不管，一弃全管”，要解决儿童福利保障问题，首先要快速解决儿童大病问题。

　　“现在我们看病有医疗保险，有新农合，有医疗救助，但却有起付线，需要预付款，大病还有病种限制，对于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来说，根本不知道什么病种，家里也不可能预备十几万或几十万来看病。”王振耀说，实际上北京、上海就已经解决了儿童大病的问题，比如说北京的“一老一小”，前两年最高可以报销17万元。

　　他表示，现在政府要做的只是如何让所有这些政策进一步健全完善，并总结北京上海等地的经验，向全国推广，“可以说，儿童大病就差最后一公分了。只需要政府稍微加一点力，就可以让孩子们不至于被抛弃了才能看得起病。”

　　另一方面，对于重残儿童，王振耀认为，政府应尽快建立重残儿童津贴制度，避免出现“不弃不管，一弃全管”的情况，“全国重残儿童的数量并不多，哪怕低标准起步也可以，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朱岩等专家则认为，弃婴的救助必须发挥社会组织的力量，“安全岛应该是一个弃婴分流的平台，必须动员社会力量来参与其中。”

　　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执行主任张雯在研讨会上介绍，目前我国致力于儿童保护工作的社会组织共有千余个，但大多没有资质也缺乏相关费用。政府应放宽对从事儿童保护的民间组织的限制，给予更多组织合法救助孩子的权利。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詹成付近日表示，正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健全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的要求，抓紧研究制定重病残儿童社会保障政策，将着力从重病残儿童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生活补贴、医疗康复补贴、家庭服务等多个方面减轻重病残儿童及其家庭的经济负担和服务负担，减少相关家庭把孩子推向社会的可能性。

　　一个稍显宽慰的消息是，在广州关停婴儿安全岛后，南京、厦门等地均表态称不会关闭安全岛，济南等地在建的安全岛也如期投用。正如“@江苏民政”官微微博消息所说，“在没有更好的举措之前，关爱之门既然打开就不应随意关闭，生命需要兜底，生命需要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