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已进入到器官移植发展的新阶段，(器官移植工作)摆脱依赖死囚器官的历史阶段。从去年启动，到今年3月2日，全国有1570例器官捐献，有近5000例患者重获新生。而且器官捐献数字，同期远超死囚器官捐献。”昨日，原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医卫界委员召集人、器官移植专家黄洁夫还透露，目前诸如广东、北京等地，一共有38家器官移植中心，已停止用死囚器官了。

　　他还表示，大医院的医托、医闹都跟医患关系有关，那些门诊过万人次医院，同时有5万人在转，医生每天要看60—100个病人。“这个不闹才怪呢。”

　　器官捐献：最怕媒体报道“一个器官多少钱”

　　“我们没有剥夺死囚进行器官捐献的权利，死囚也是公民，也有捐献器官的权利，关键是要经过他的同意，经过他的家人同意，就跟公民捐献一样。同时要进入到现在国家的分配体系，进入电脑来分配。”

　　他表示，从去年8月卫计委启动强制分配以来，器官捐献、分配已走向正轨。今年3月1日，国家成立器官捐献和移植委员会，将卫计委和红会的工作结合起来了。

　　黄洁夫同时也提到了对捐献者家属的人道救助问题。“不会叫统一的标准，而是叫统一的原则，我最怕媒体报道说一个器官多少钱，因为生命是无价的，有一些困难家庭可以进行一定的人道主义救助，可是方法有很多种，一定不要说是一个标准。”

　　医患关系：医生和患者都是受害者

　　“我是老医生了，我有很多同学的子女都不愿意学医，因为太辛苦，社会矛盾太多，”在论及目前的医患矛盾时，黄洁夫很感慨，“我的女儿也没学医，学的是法律。”

　　“医患关系紧张，医生和患者都是受害者，最受害的就是患者。因为医生有顾虑，其实一个好的医生，是敢冒风险的，1%的可能性也要挽救病人的生命，可现在的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医生要自保，很多外地医生，稍微有一些风险，就跟家属说不做了，有一点风险他就不愿意做，尤其那些家人激动的，医生们觉得应安全起见。”

　　签约拒收红包：不能靠单纯行政手段

　　国家卫计委规定5月1日起医患签约拒收红包，引发许多医生吐槽。黄洁夫也认为这样的重复宣誓、签约意义不大。“病人进院的时候签一个协定，不准收红包回扣，科学吗？合理吗？医生进学校的第一天就有宣誓，宣誓的时候就包括了这一点，如果一个人要不断地宣誓的话，那这个誓言是没有效的，损害了这个人的尊严。”

　　他表示，(拒收红包)是很简单的事，不能靠单纯的行政手段。“你签了他就不收了吗？这个问题搞了几十年，要解决问题需要从根本、源头上来制约杜绝。”

　　“现在还没让我签，如果让我签的话，我会说签了几十年了，1963年进医学院时就签了，终身承诺。”目前，黄洁夫依然是协和医院肝外科主任，仍是医生。

　　控烟：中国很快会进行控烟立法

　　去年年底，中办、国办下发了领导干部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的规定。这对兼任全国控烟协会会长的黄洁夫无疑有许多助力。

　　“今年的情况比去年好很多，两办的规定出台后，大家都会注意了。形成了一种抽烟者有抽烟的自由，不吸烟者有不受二手烟危害的权利。”他表示，这次会议期间，如果看到有委员抽烟，他会制止。“我会告诉他我是控烟协会的会长，我不会说你不要抽烟。”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没有进行控烟立法的国家之一，但黄洁夫表示，“很快会出。”

　　南都记者 王道斌 安小庆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