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铺一张写满姓氏的白纸，再加一个小板凳支就的算命摊前，15岁的鲁甲在两个表姐的陪伴下，蹲下来，伸出右手：“我想看看，今年能不能赚到钱。”

　　算命先生端起她的右手，目光从眼镜片缝隙中扫射出来。端详了一会儿，他摇头晃脑地说了一大段文言文。鲁甲听得一头雾水，算命先生又拉长声调，用白话文说道：“你今年赚不到大钱，但也不会缺钱……”他翻转了一下鲁甲的手掌，接着说：“你不可以过早结婚，现在有男朋友了吧?”

　　鲁甲的脸腾地一下红了，在姐姐们的哄笑声中不自在地捋了一下额头的刘海。这时，前方派遣公司门前，老板正在招呼大家去拍照片，她匆匆掏出30块钱交给算命先生，推搡着两个表姐回到公司门前。

　　这是位于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的一家劳务派遣公司，主要做彝族工人的劳务派遣业务。2014年1月7日下午，公司门前聚集了46名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县的工人，他们中最大三十几岁，最小的只有15岁——没错，就是鲁甲。不过，即便那些十七八岁的打工者，大多也有三四年的打工经历，他们第一次出来打工时的年纪，都和鲁甲相差不多。

　　他们在一片哄闹中排好队，轮流站在一块红布布置的简单背景前，拍摄进厂办理手续中需要的红底一寸照片。快到鲁甲时，她又捋了捋头发，问表姐鲁海英，“头发乱不乱?”鲁海英帮她把头顶的碎发打理整齐，说道“很好了，快去吧。”比鲁甲大两岁的鲁海英，看起来沉稳一些，也更羞涩一些，简单拽拽衣角，按照摄影师的要求坐好。

　　就在几天前，深圳某工厂被曝光雇佣41名不足16岁的凉山童工，这些孩子随后被遣返回乡。鲁甲说，她听工头和老乡说起过，但她并不是特别在意。“如果被发现了，遣送回家，我还可以再出来，我爸妈很愿意我出来打工，”鲁甲撇撇嘴，满脸不高兴，“不过那样的话，就要亏一次路费，有点可惜。”

　　“电视剧里的世界”

　　1月6日傍晚，鲁甲和比她大两岁的表姐鲁海英抵达东莞。这是鲁海英第一次离开凉山家乡。从下火车起，她就不停地说：“这真的是到大城市了!”早她一年在深圳打过工的鲁甲，带着一脸不屑嘲笑她说，“深圳才更好呢!路上的车就要比这里漂亮得多。”

　　鲁海英有些脸红，仍忍不住四处张望，上下打量着：宽阔的马路，汽车穿梭，密密匝匝的高楼，被霓虹灯勾勒得仿佛皇宫，路上的行人大多皮肤白净，穿着时尚，连脚步都是轻快的。相比之下，不用多加辨认，一眼就可看出鲁甲和鲁海英一行是初来乍到者，他们大多脸上还有长期日晒的黑红色肤色，尽管他们在模仿着韩星的发型，穿着看起来时尚的紧腿裤，但整体仍然不协调。

　　鲁甲回忆起去年初到深圳时的情景，她说当时甚至无法相信，“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地方，一切都像是假的”“感觉就像生活在电视剧里”。那时，她刚刚14岁，跟着另一个远房表姐去深圳一家鞋厂打工。她的工作是刷胶——粘鞋底时，会有些胶水溢出在鞋面上，她用一把专门的刷子，把这些溢出的胶水刷干净。这是整个流水线上对技术要求最低的工种，只要手脚勤快就行。鲁甲平均每天工作10个小时，刷近千双鞋，一个小时8.5元的工资，这样算下来，她一个月能拿到2300元钱。

　　刷胶又累又苦，胶水的味道也很刺鼻，为了让胶软化，双手要长时间浸泡在水里，一天下来，指尖都变成白色。鲁甲却一点不觉得，“比在家里做农活轻松多了”。周末休息时，还可以跟同乡一起“去耍”。

　　大部分到珠三角地区工厂做工的彝族人从事的都是类似的工作。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教授潘蛟最近五年一直做凉山地区彝族人外出打工的调查，他的结论是，相对于中原地区的农民工，凉山地区彝族人外出打工的时间晚了大约20年，始于1990年代末期。不过，后来者并不能居上。凉山地区彝族人普遍受教育程序低，普通话能力不高，因此渐渐形成了一种跟随领工工头、团体打工的机制。领工工头一般是早年独自出来打工的家乡人，熟悉情况，语言能力强，负责若干彝族打工者与工厂之间的工资谈判、劳动权益保障等工作。

　　“童工现象在凉山打工者中并不奇特。”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讲师刘东旭博士说，“大多是因为他们对于法律没有认识，觉得能下地干活的孩子就可以外出打工。而家庭现金收入来源的紧缺，让他们觉得外出打工是最佳的选择。”

　　鲁甲就是其中的一个。

　　但她本人并不像“电视剧里的世界”那样对此感到惊奇。“在家里也干活，在外面也干活，这没什么区别啊。”

　　鲁甲既不关心打工要做什么，也不打听，“听老板安排就可以了”。他们嘴里的“老板”，就是领工工头。在鞋厂刷了10多月的鞋胶后，2013年11月，鲁甲又跟随彝族打工的大部队回家去过彝族年。短暂休息了一个月后，再次返回珠三角。每年年初时分，大部分中原打工者都要回家过农历春节，工厂普遍缺人手，彝族打工者们于是成为填补空缺的最好人选。

　　第一次出来打工的鲁海英也对即将要做什么工作无所谓。“只要能赚钱就行。”她说。微圆的脸，大眼睛，头发低低地扎在脑后，西瓜红的夹克衫配一条牛仔裤，仍然一副学生模样。

　　工头没让她们等很久。第二天，鲁甲和鲁海英便被带进东坑镇一家五金电子厂。这是一家生产手机蓄电池配件的工厂，有四间厂房，一幢宿舍楼，宿舍楼的楼下就是食堂。鲁甲和海英被安排在同一间宿舍，和另外两名女孩子住在一起。

　　她们到达工厂时，工头和劳务派遣公司已经提前给准备了棉被、毛巾、牙具等生活用品，没有从家中带出来的，可以直接领用。鲁甲和鲁海英把领到的被子简单地铺在木板床上，整理了一下书包，跟工头打了声招呼就出门去逛一逛。解决工作后，她们最想知道的是哪里有网吧，哪里有好玩的地方。

　　“如果在操场打球，不小心球掉下了山，只能背上粮食去捡”

　　33岁的鲁健，鼻梁笔直，大眼睛双眼皮，五官有少数民族特有的立体感，整齐的平头清爽又帅气，一件灰色的毛呢休闲西服，显出老板的气派。

　　15年前，他是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县呷古村第一批外出打工者之一。那时他刚18岁，正是普通大城市孩子高中毕业的年龄。但鲁健已经当了三年兵，刚刚退伍回家。看着家里的哥哥、嫂子和母亲三个劳动力完全可以支持家里的活计，他便跟着老乡辗转于北京、天津、青岛等地，在建筑工地做搬运工。

　　当兵的经历使鲁健具有一般彝族人不具备的语言能力，再加上他热情、开朗的天性，他很容易地融入了新生活。他很快就发现，工地需要大量工人，也有老板问他能不能带些工人出来。于是，在有了一些积累后，鲁健自己做起了彝族工头。

　　2013年11月，是彝族传统新年，鲁健已经两年没有回到家乡呷古村了。今年，他带了80万元现金(装在行李箱里)回来，给工人们发了60万元，打算用剩下的钱重建老家的房子。

　　这里是大凉山地区200万彝族人3700多个集中居住的村落之一。村子就像是散落在高山顶上的鹰巢，距离最近的县城木里县，约有70公里的山路，开车也要走3个小时，距离自治州首府西昌，还有254公里，其中包括7个小时的盘山公路，翻越三座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但鲁健说，这已经比以前好多了，2004年以前，唯一通向外面的、为附近水电站修建的山路还没有建成，仅从村里到县城，人走马驮，就要整整三天三夜。

　　即便在呷古村里，住户也极为分散。每家人都选择居住在可供耕种的土地附近，最终导致家家户户之间的距离少则几里，多则十几里路。鲁甲家住在山顶，鲁海英住在半山腰，想要串门聊会儿天，先要付出至少两个小时的脚程。村里人常讲一个笑话：如果在操场打球，不小心球掉下了山，只能背上粮食去捡。

　　村里大多数房屋就地取材，用松树搭建而成“木摞子”(木屋之意)。不过，鲁健家仿佛是一堆积木中的皇宫：房顶铺着红色琉璃瓦，漆着清油的崭新木料亮堂，选料和工艺也十分讲究，木料笔直、粗细相当，垒出的墙壁便紧凑密实，不像别人家，墙壁上布满了裂缝。

　　鲁健一点儿也不避讳，这是靠带本村人外出打工换取的财富。但呷古村人对鲁健一家都极为敬重。鲁甲的父亲一直称赞鲁健：“人品很好，很能干，在外面还能把孩子管得很好，孩子跟着他，放心!”

　　因此，只要一听说鲁健回来了，有外出打工想法的人便纷纷上门去找他。鲁健不需要贴告示，只要坐在家里等着，就可以凑上三四十人的打工队伍。早些年，有的人家为了孩子出去打工，还要提着酒和腊肉上门拉关系。

　　鲁健此前带工人去过青岛、天津、北京等很多地方，不过，今年他打算带人南下去广东东莞。在那儿，他认识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的老板，后者凭着早前闯荡珠三角积累的资源，已成为当地最大的彝族包工头。

　　鲁健并不讳言，这些出去打工的彝族人中，刚刚离开学校或者中途辍学的人数占很大部分。“没钱供读书，不出来怎么办?只能我多操点心。”他语气一转，“出来打工也可以让他们见见世面，了解一些先进的东西，至少普通话能得到锻炼。”

　　事实上，当地工厂并不是特别欢迎彝族工人。认为这些从深山中出来的打工者“不好管理”“喜欢喝酒、打架”“容易抱团”等。这也使得鲁健等工头的存在成为某种缓冲。更重要的是，彝族人集体出来打工的时节，刚好是年底年初，内地中原地区打工者大部分都返乡过春节，数十人集体入职，可以瞬间顺利解决工厂面临的短期用工荒。

　　“忙活一年只够吃”

　　得知鲁甲已在东莞顺利上工时，鲁甲一家正围着火塘在吃晚饭。

　　这是个五口之家，鲁甲是三个孩子中的老二。姐姐17岁，已经嫁人;弟弟8岁，还在读小学。三间已经变色的“木摞子”围成一个小院，正房地中间用木灰堆成一个火塘，全家人的吃睡就都在这个房间里。几条木板搭成的床板下面堆着秋天收割的土豆，屋脊的房梁上挂着玉米和腊肉。天冷的时候，就用松树枝做柴，点火取暖，木头烧出的烟，熏得人睁不开眼，也熏黑了屋内的墙壁。

　　鲁甲外出打工前，家里的主要口粮来自3亩梯田。山高，早晨八点太阳才升起，下午四点多就看不到了，这里只能种植土豆、玉米和荞子等对生长环境要求不高的作物。这些粮食在干巴巴的土地生长，最后出现在各家各户的餐桌上。

　　荤菜更少。一年来，大多是依靠春节时杀的一头猪，做成腊肉，挂在灶堂边，偶尔煮一块。只有有客人到访或重大节日，才会杀鸡宰羊，全家人能过瘾地吃上一顿“坨坨肉”。不过，热情好客的彝族人把最好的肉端给客人吃，自己家人只吃些难啃的肉。

　　“忙活一年只够吃，要是天不好，自己吃都成问题。”鲁甲的爸爸鲁阿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是个39岁的男人，长脸，尖下巴，黑瘦黑瘦的，常年高山的劳作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10岁。一笑起来，脸上的皱纹就层层叠叠地挤在一起。

　　粮食不够吃，唯一的解决方案是买，但是，“地里是刨不出钱来的”。鲁甲出生前那些年，他们是靠去山中采松油(松树分泌的油脂，可以作为乳胶漆和胶合剂等材料使用)，一斤松油有时要采两三天，售价只有3毛钱。

　　像村里其他人家一样，鲁阿卡家中养了些山羊。不过大女儿、小女儿相继外出打工后，羊群规模被迫缩减了。3年前，他家有40头羊，现在只剩下20头。每年12月，收羊的老板进山，他就卖上三五头羊，换来五六千元钱;这个数据也不稳定，如果羊不够肥，他就只卖一两只，等养肥了再卖，“太瘦的羊卖不出钱，不划算”。

　　鲁甲记不清楚，从什么年纪便要开始帮家里干活，“可能是七岁?”烧火做饭，洗衣服，10岁时开始独自上山捡柴——这里生火取暖唯一的燃料。“阿甲嬷很能干。”鲁阿卡语气中带着赞赏，“一个人可以背五六十斤柴。”当地一般大人也就背七八十斤柴。

　　鲁甲说，村子里的小孩都是这么干活的，她反而觉得上山去捡柴很好玩，还可以在路边捡些叫做“松边拉”的蘑菇，很苦，“可吃了那个之后，再吃什么都是甜的”。

　　海英家有70多只羊，这几年还种了几百棵的核桃树。收下来的核桃，先剥去外壳的青皮，再晒干，再剥去硬壳，就剥出了核桃仁，一斤可以卖25块钱。每天，忙完家里其他农活，海英的妈妈就会用石头敲开一颗颗核桃，海英的弟弟们仔细地把核桃仁挑出来，放在一旁的盆子里，一天可以剥一到五斤核桃仁(要看闲余时间多少)一般情况下，每两斤核桃能剥出一斤核桃仁，他们敲出30斤左右的时候，就会让海英的爸爸驮到县城里去卖。

　　近几年，为推动山区居民脱贫，国家制定了扶持种植花椒和核桃两种经济作物的政策。鲁阿卡家因为一下子拿不出投入的成本，只能给别人家的核桃林嫁接收工钱。这样算下来，每年家里能增加3000元左右的收入。

　　村里人对唯一通向外面世界的道路感情复杂。2004年通车以前，呷古村基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自己缝衣，自己酿酒，许多人一辈子也没有去过县城。道路修通之后，原来三天三夜的路程缩短为5个小时的摩托车程，只需投资一辆摩托车，村里人就可以随时去县城售卖剥好的核桃仁。

　　不过，更多的消费也随之而来。他们开始购买成衣、啤酒、电视、洗衣机……中国民族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教师刘东旭说，“仅靠农业生产的一点收入已经难以维系随着城市消费观念浸入乡村而带来的日益增大的家庭开支。修好的道路反而大大增加了每个家庭的消费支出。”

　　外出打工的人也带来巨大的诱惑：现金、流行的打扮、城市的生活习惯，鲁甲家里的摩托车就是用鲁甲姐姐前些年打工赚来的钱购买的。

　　“有些人打工挣了钱，第一次坐飞机回家，把登机牌插在胸前的外衣口袋上，还故意留一大截在外面。”鲁健说，“这样从大街上一路走下来，所有人都问他：这是个啥?他就乐津津地告诉每个人：这是坐飞机专用的登机牌。买了机票之后还要换了这个牌牌才能上飞机。”

　　“几乎每天都有学生在流失”

　　“出去打工是件好事情啊!”鲁阿卡欣慰地说。

　　“但是她年纪那么小，会不会有危险?”

　　“那么多人一起去，还跟着亲戚，不会有什么事。”

　　“为什么不继续上学?”

　　“她不愿意读书，成绩也不好。”

　　鲁甲持同样的观点。“不想读，就不读了呗。”她轻巧地说。她说自己成绩不好，书里的内容根本看不懂，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就辍学出来打工了。她没什么爱好，对未来也没想法。“那么穷，能有什么爱好呢?”当地学校一位老师说。

　　鲁海英却一直是优等生，是村子里唯一考上高中的孩子。不过，升入高中意味着九年义务教育的结束，学费、书本费、餐费和住宿费，都要自行承担。海英2013年9月升入高中，到12月份时，家里已经花掉了6000元，这相当于整个家庭的全年收入，包括卖核桃挣来的1000多元。

　　“家里已经拿出了最后一分钱。”鲁海英的父亲鲁布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围着火塘，他拧着眉毛低下头。

　　“很想继续读书”的想法，鲁海英只有跟幺爸(叔叔)哭诉过。幺爸陪她一直抹眼泪，却也拿不出任何解决方案。到了东莞以后，她也拒绝谈论有关读书的问题，涨红了脸，牙齿紧紧咬住下唇，不作任何回答。

　　“几乎每天都有学生在流失。”木里县民族中学的老师鲁伍甲说，辍学率最高的是初中阶段。鲁海英还记得，初一入学时，班上有60多名同学，最后毕业时只剩下20人。“退学的同学们要么回家结婚，要么就出门打工了”。

　　教师们每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劝说家长不要让孩子辍学。“每一次都恨不得跪下来恳求家长。”瓦场乡一位中学教师说着说着，几乎哭了。

　　2013年9月开学前，她跑了四个家庭去劝说让孩子们继续读书。她曾在大学拿过辩论赛最佳辩手，最终却败在固执的家长面前，“我把所有能说的话都说尽了，我告诉他们读书才是更长久的出路。只有读书才能彻底改变现状。”家长们只是不断对她笑着点头称是：“老师，你说得对。”可并不更改决定。

　　“家里没法供读书，留在山里就是不停地劳动，还不如打工长长见识。”鲁甲和鲁海英也是这样做的决定。听说鲁健回来了，两个家庭的大人带着孩子一起去找他。从彝族的家支关系中来看，鲁健是鲁甲和鲁海英的堂哥，他们的爷爷是兄弟。

　　鲁健一口答应下来，“过完年就跟我走吧”，并向长辈们表示，“一定会把她们好好带回来”。

　　她成了自己的姐姐

　　1月4日早晨6点，天还没亮，鲁甲和海英背着双肩书包，简单装了几件衣服和洗漱用品，分别从各自的家里出发了。鲁甲的爸妈和鲁海英的爸妈只是把孩子送出院子，就回去继续干活了。

　　她们走了两三个小时的山路，到达山脚下的村口，鲁健安排好的大巴已在那里等候。此次村里共有14个人一同外出，到木里县城后，又有32个人上了车。7小时的盘山路，大巴成了过山车，鲁海英吐得一塌糊涂，鲁甲则昏沉沉地睡了一路。

　　在西昌没做任何停留，她们就又坐上了开往昆明的火车，8个小时后，在昆明换车前往厦门的普快列车。这趟火车经过广东省大部分城市，速度虽然不快，但价格便宜，27个小时后，鲁甲和鲁海英终于站在了东莞的土地上。

　　鲁健负担此次行程所有的费用，从路费，到吃住，还包括找不到工作期间的所有费用。当然，这一切不是白掏的，工人们上班后，会从每月工资中扣除。

　　每到吃饭时间，鲁健给46个人每人发20块钱，自行购买食物。为了防止有人走失，他还给每个人发了一顶红色棒球帽，远远看去，这支长途跋涉的打工队伍，像是一支从深山中出来的旅行团。

　　好在，依托熟悉的劳务派遣公司，工人们抵达东莞的第二天，就可以安排进厂了。鲁健掏出他的记账本：“我简单算了算，这次带工出来的前期投资已经是9万6千多块钱了。”

　　鲁甲和鲁海英终于能正式工作了。她们有些显而易见的兴奋。“开始工作就意味着有钱赚了，”鲁甲说，“就不用再跟工头借钱了。”

　　入厂手续非常简单。鲁健统一将工人们的身份证或户口本交给工厂，厂方在电脑上将工人们的信息录入即可，不需要工人们自己填写任何表格，更不需要面试。

　　鲁甲不用耍任何花招就通过了审核。她谎称自己是户口本上的长女——她的姐姐。“户口本上没有照片，只要证件数量和人数能对上就行”。工人们之间也很有默契，从进工厂起，他们便统一用鲁甲姐姐的名字来称呼她——在这家工厂里的时间，鲁甲就成了自己的姐姐。

　　有的人没有户口本，工头便会从手上掌握的众多身份证中随便拿出一个年龄差不多的，“反正这个信息只是供工厂登记而已，他们真正在乎的是有人来做工。”

　　鲁甲被分到一个技术含量很低的流水线上，负责清理电池外壳外的焊点;海英则被安排在电路板生产流水线上，负责电路焊接。

　　但分工与收入无关。经过工头与工厂的协商，46名彝族工人的工资统一为每小时9.5元。这个价钱比东莞市政府规定的每小时最低12.5低了近30%。

　　鲁甲和海英却非常知足。“这样算算，一年可以攒下一万块钱带给爸妈，”海英说。鲁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签合同的是派遣公司，只有他们才有可能拿到12.5元的工价，转给我时，已经从中间抽取了利润。我每小时才抽取一块钱。”

　　每天早晨8点开工，晚上8点下班，中午和晚上各休息一个小时，偶尔会加班到10点。一到休息的时候，鲁甲和两个表姐就凑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聊天。

　　鲁甲对这一切很满意，不像去年，想念家里的姐姐，也不用再每天闻着难闻的胶味刷鞋了。“出来打工比在家里干活轻松多了，”她红着脸说，“赚的钱也多。”

　　一年多的城市生活，她脸上的“高原红”已渐渐消退，尖瘦的脸日渐白皙，梳起马尾辫，穿着白色毛衣外套、小脚裤，开始有了城镇姑娘的模样。

　　海英则惦记着赚几年钱后是否还可以继续读书，或者再学点别的东西。“总不能一辈子都干这些。”

　　她不知道，离家以后，她那破旧的房间已被改造成了储藏室，被褥收进玻璃丝袋子，堆放在角落;木板之间露着两指宽缝隙的墙壁，在常年烟熏下，变得漆黑，木板拼搭的床上，散落着她最喜欢的《漫画史记》。 ★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