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除夕，对于74岁的农民陈天祥而言，并无特别之处。一锅红烧猪蹄，两个炒菜，再加上一盆蛋花汤，算得上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全家人凑齐了，稀稀拉拉地坐在饭桌前，满打满算只有4个人：老两口，一个年近不惑的女儿，还有一个十多岁的外孙女。

　　每到团圆的日子，儿孙满堂的热闹情景，如今在中国农村仍然常见。但陈天祥一家人的年夜饭，却显得清静不少。这个家在四川什邡农村的老人，是什邡登记在册的年龄最大的独生子女父母。

　　什邡是中国最早实行计划生育的地方之一。1982年，当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被写入党代会报告时，“计生运动”已在什邡这个县域“轰轰烈烈”地进行了11年。

　　在什邡市分管计生工作的副市长赵科看来，什邡是中国计生工作的一个缩影。因为“计生抓得好、抓得早”，这个地处中国西南的县级市，提前遇到人口调整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其中凸显的现象之一是“较早出现的老龄化”。

　　“这些问题不是我们才有，必须在较高的层面关注，提前做出调整。”他说。

　　这个曾经以“计生”闻名全国的地方，如今因为醒目的“银发”特征，再次成为中国人口图景上的一个焦点。

　　一场席卷什邡的计生风暴，没有窝在成都平原的一块小地方，很快就吹向全国

　　陈天祥的老屋孤零零立在一片菜地里头，和村上连成一片的新楼群，隔着一条村道。当地人说，“他年纪大了，不愿意搬了”。

　　他那间建于1980年代的青瓦房，窗户是木头棱窗，遮光的纸板还缺了一大块。对于一家之主来说，屋里最“稀罕”的物件，是一摞锦旗和荣誉证书。它们被裹在一个塑料袋里，放于里屋的书桌中。其中，有一个半个巴掌大小的红本子，还有一面叠得四四方方的小锦旗。

　　红本子的外皮已经发黑，只在右下角有点儿破损。那面小锦旗更是保存得完好，大红锦缎上的金边依旧闪闪发亮，上面写着“奖给陈天祥同志为革命实行计划生育”，落款是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民主公社十一大队管委会”，时间是“1979.1.4”。

　　早在1971年，什邡已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当时控制的是“多胎”，即不超过三胎。当年，国务院转发《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被认为是中国开始计划生育的标志。

　　什邡第一任计生干部袁长贵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到了1972年，什邡搞计生已初见成效，而且离省会城市又近”，于是被确立为四川省的计生示范县。

　　袁长贵介绍，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计生的主要手段还是“靠行政命令”，而且什邡的经验法宝是“从干部、党员和团员抓起”，有时甚至要请“组织出面”。

　　这样的方式被证明是有效的。身为生产大队队长的陈天祥“以身作则”，带头去医院做了结扎手术。当时他38岁，只有一个独女。陈天祥那个常被人拿起观摩的红本子，则是什邡乃至全国最早一批独生子女光荣证。据统计，当年这个红本子在全国的数量是610万。

　　在什邡，第一批“为革命实行计划生育”的人，被评为当地的“计生模范”。为了表彰模范，公社召开大会，给他们戴上大红花，颁发鲜亮的锦旗，还奖励每人30块钱。

　　当上“计生模范”以后，日子还颇为风光，陈天祥在十几个村子里作报告。如今，眼角皱纹蹙成疙瘩的陈天祥，坐在挂着毛泽东画像的墙角边，一说起当年的情景，眉毛扬起来，语速像打机关枪一样飞快。

　　一场席卷什邡的计生风暴，没有窝在成都平原的一块小地方，很快就吹向全国。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发出了“鼓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此时的什邡，因为计生成效显著，已在中南海享有盛名。

　　今年76岁的袁长贵自豪地回忆着，1979年底，作为全国计生部门两名代表之一，他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农业、财贸、教育、卫生、科研等行业的“全国先进单位和劳动模范表彰大会”。

　　他站在台上，从时任副总理谷牧手里接过一张奖状——总理华国锋亲笔题名的“国务院嘉奖令”。奖状上写着，“什邡县计划生育办公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成绩优秀，特予奖励”。

　　在进行长达数年的人口调整之后，这个西南小城迎来了一股势不可挡的趋势——老龄化

　　如今，这张特殊的奖状挂在什邡市人口计生局办公楼的一面墙上。奖状被嵌在玻璃夹层中，处于视线最醒目的位置。

　　什邡市计生局局长李顺良说：“到计生局来参观的人，都要看看这张奖状，再合个影。”这家县级计生局窝在城区的一个窄巷里，办公楼建于1980年代，楼梯两侧的墙上布满零零星星的泥点子。

　　说起办公楼的“寒酸”，李顺良笑言：“什邡计生工作搞得太好了，罚款少，因此计生局比较穷，楼还是这么旧。”

　　这个不起眼的老办公楼里，荣誉证书和奖牌“不计其数”。用李顺良的话说，“从计划生育开始，国家、省市任何级别的，只要与计生有关的荣誉，我们都拿到了”。半人高的奖牌，摞在一间会议室的门后，蒙上了厚厚的灰尘。有的奖牌已经长出了霉点，和一把竹扫帚摆在一起。

　　什邡实行计划生育的显著效果是，30年间少生了近40万人，近年人口保持在43万人左右，“相当于少生了一个县的人”。

　　与此同时，在进行长达数年的人口调整之后，这个西南小城迎来了一股势不可挡的趋势——老龄化。

　　什邡市民政局老龄科的数据显示，什邡市60岁以上人口占全市人口总量的19.7%，高于全国14.3%的比例，远超老龄化的国际标准——10%。同时，65岁以上人口占总量的11.4%，距离“深度老龄社会”的国际标准14%也相差不远。而且，这个数字仍以每年1%的比例往上攀爬。

　　“银发”特征在这个面积不到900平方公里的县域，几乎随处可见。三三两两的老年妇女，手挽手在街上逛时装店。农村社区的休闲小广场上，几个驼背的老人弓着身子，凑成一桌麻将。有的茶馆里，坐满清一色穿着黑色棉服的老年茶客。每到晚上，一头银发或者身材发福的大妈们，牢牢地“占据”城中心广场的一角。随着广场音乐节奏的起伏，几百个臀部一起摆动，几百只手朝一个方向挥舞。

　　老龄化带来的一个显著问题是，社会养老负担日益加重。近年来，什邡市来自中央、省级和本级的养老保险财政支出，在逐年增加。去年，仅县级补贴就超过8000万。

　　养老机构也在等待资金投入。什邡市民政局副局长黄超荣介绍，散布于什邡各乡镇的敬老院多是“撤点并校”后，在闲置的校舍上建立起来，“房屋比较简陋”。2004年，什邡市开始投入资金扩建敬老院。当地的福利院、敬老院的人员工资待遇和机构运行经费，也于2010年被纳入财政预算。

　　不能忽视的是，地处成都平原腹地、属于都江堰灌溉区的什邡，是西南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的县域。当地官方网站显示，“什邡市经济综合实力连续五年名列四川省十强县第二名”。这里拥有亚洲级的磷矿，其生产的饮料、矿泉水被摆在各地的餐桌上。当地人津津乐道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生产晒烟出名的什邡，在北京成立生产小组，给中南海的领导人造烟。

　　而当地不少官员认为，什邡市包括养老机构在内的公共设施，是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才遇到发展的拐点，“至少提前了20年”。地震重灾区之一的什邡，是北京的援建对象。一笔70亿元的援建资金投入在市政、学校、医院以及福利院、敬老院等公共设施上。

　　在北京，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中心主任杨燕绥表示：“在公共治理完善的国家，提前二三十年就要拿出应对老龄化的方案。”然而，她近日组织的“老龄社会发展指数”研究显示，“中国得分52.6，准备不足，尚不及格”。

　　面对快速迈入“老龄化”的什邡，有人从“危机”中发现机遇

　　昔日的“计生模范”陈天祥，在步入晚年后，担忧起自己的“养老问题”。

　　这个古稀之年的老人，患有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等慢性病。平日里，他总是随身携带一个被茶渍染黄的塑料杯，里面泡着菊花和枸杞，“喝了降血压”。

　　陈天祥说：“最怕就是生病。要是病了，就赶快死，不能拖着。”他曾经两次中风，都在老伴和女儿照顾下好了起来。女儿有时跟老两口抱怨：“一个人照顾不来，连个换的人都没有。”

　　在什邡，像陈天祥这样超过70岁的人，有将近2万人。独生子女家庭是此地的主流模式，占据超过60%的比例。

　　“‘四二一’模式的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更多赡养老人的压力。”什邡市民政局老龄科的负责人周勇说。

　　什邡城区有一家名为“福圣堂”的坝坝茶馆（当地语，露天茶馆的意思），一到下午，这里坐满头发稀疏、皮肤松垮或者张嘴一口假牙的老年人。这些人围在一起，喝茶、打牌和聊天。

　　聊起“养老”话题，有人悲观地开玩笑说，“就是等死”。还有人说，“指不上一个娃，将来就去福利院”。他们中一些人还去市里的福利中心“考察”过，“为了心里头有个数”。

　　陈天祥想住镇上的敬老院，但按照相关政策，有独女的他，不在“免费入住”的范围。如果自费住托老所，他又感叹“花不起”。

　　副市长赵科以及民政局相关负责人都表示，“这里的公办福利院和敬老院还没有饱和”。赵科认为，其中原因包括“居家养老”的传统观念，以及“养老机构没形成规模效应，成本仍然很高”。

　　事实上，依托社会机构养老的市场需求已在这里凸显。什邡市民政局一位工作人员透露：“什邡市有两三家民办托老所，有的没有在民政局注册，但是也无法取缔，总不能把老年人赶出去吧！”

　　什邡市城郊，有一家民办托老所。周日下午，一位身着红色皮衣、头顶黄色卷发的姑娘，正和一桌老人打着麻将。这个忙着出牌的姑娘，是这家托老所的负责人。她说这里住了60多个老人。

　　一位82岁高龄的老人，已在这里住了四个年头。他告诉记者，相比于公办养老机构，这间民办托老所收费更低。

　　在赵科看来，“什邡今后的方向是建立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产业”。对于当地民政部门而言，探索社会化养老，于2010年开始纳入议程。

　　2011年，民政部出台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其中提到的背景是，“老龄化进程与高龄化、空巢化、失能化相伴随，社会养老服务需求急剧增加”。

　　在民政部门工作十多年的黄超荣坦言，什邡探索社会化养老仍有“种种困难”，而且“周边县市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先例和经验”。在他看来，居民老年赡养消费能力的限制，以及缺乏“明晰的民间资本投建养老机构的土地使用机制”，都是摆在他们这些先行者面前的难题。

　　杨燕绥则认为，“一个县域对老龄化问题的调整能力，是有限的。养老金制度以及养老服务体系的建立，需要国家顶层的战略设计”。

　　如今，“如何养老”并不局限于什邡这个小县级市，而是时下社会的热门议题。一个周四的下午，一趟从成都开往什邡的中巴车广播里，两个主持人热烈地讨论着“以房养老”。

　　面对快速迈入“老龄化”的什邡，有人从“危机”中发现了机遇。近年，负责老龄科工作的周勇，又多了项新任务——引入社会力量办养老事业。周勇说，上门向他咨询合作养老机构的人，“不下10个”。

　　40多岁的王鹏正是顺着这股趋势，同什邡市相关部门“一拍即合”。2012年，他在什邡市民政局注册一个民营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两年前，他从事的“爱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什邡一个老年人居多的保障房小区，参与办起一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这个从事投资行业多年的商人，描绘起他心中的养老产业图景：“办成全国有影响力的社区养老机构，还要发展夕阳公寓、夕阳旅行社。”他自信满满地说：“不出5年，就可以让这个服务于‘夕阳红’的产业，变成真正的‘朝阳产业’。”

　　一天晚上，王鹏开着一辆黑色奥迪车，路过什邡城中心的广场。看着排成长队的老年人齐跳健身操，这个中年男人不禁感叹：“我也只有一个儿子，不指望他给我养老。房子和车子，也不能养老。老了以后，能靠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