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绘画中的主观臆想

　　博物学一词来源于古罗马老普林尼的著作《博物志》，但人类进行博物绘画的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16世纪的希腊圣托里尼岛房屋里的湿壁画，其内容是花与燕鸟。博物学也从来不是狭义的确定概念，博物艺术的概念也不应该只从作品的相貌来定义。

　　15世纪后，人文主义兴起，各学科开始发展和确立。15，16世纪，博物学风靡欧州，各色人物纷纷加入其列，涉及的学科空前宽广，大航海时代也为博物学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各类奇异的动植物样本，异国的文化情调和风土传统等，这一切都为博物学提供了新奇，宝贵的素材。19世纪，博物学发展到高峰，流派纷现，作品成熟。之后，博物学的发展也催生了自身的反面，分子生物学以及数理科学异军突起，使传统博物学大幅度没落，到今天，最终难以成为独立的学科。

　　然而，即使是博物学看似老旧又无实效的今天，对它的传承和解读仍在继续，博物学的精神和概念在当代的语境中逐渐衍生出新的涵义和功能。

　　曲解现实的图画

　　早期的博物绘画让人难以接受，15世纪末的欧洲出现这样一幅画作：画中植物的根部完全是一个男人形象，上部分则由三片叶子和两颗突出的果实组成……现在看，这是无稽之谈，是一幅胡臆乱想的图画，然而这幅画存于当时权威的书籍《植物图集》中，画的其实是曼德拉草，关于它的形容也出现在现代电影《哈利波特与密室》中，电影中的曼德拉草会哇哇大叫……事实上，这幅15世纪的曼德拉草并不是全无根据的臆想，根据古时的传说，这种草药被拔出来时，人们就会听到根系发出的叫声。出现这种情况的绘画记录是由于当时不具备科学性意识，认知模糊，自然也包括植物学的相关实践工作尚未科学化的开展。大约在一个世纪后，16世纪的曼德拉草图画已经有了能被人接受的客观样子。简单的说，15世纪的曼德拉草画来源于传说和他人的叙述，是“以讹传讹”的图画，16世纪的曼德拉草画来源于写生和客观的测录，从科学的准确性和实用性来说，自然是16世纪的曼德拉草图要有价值得多，但从艺术的表现力和可能性来说，15世纪的曼德拉草图更有意味，这也是为什么不能将博物学绘画艺术完全等同于科学绘画的道理，像15世纪的曼德拉草图这样“道听途说”的绘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和表现力。这与丢勒画犀牛的情形如出一辙。

《曼德拉草图》15世纪末

《曼德拉草图》，1583年

　　臆想的精确化

　　据记载，丢勒本人并没有见过犀牛，而是通过葡萄牙人的描述概括总结出了犀牛的“身甲”和“鳞片”，创作完成了《犀牛》。或许是由于葡萄牙人的叙述的信息准确且充分，亦或是夸张了描述，然而，丢勒的画技高超卓越，所以这幅没见过犀牛的人画的犀牛成为了几百年来的经典。

丢勒，《犀牛》，1515年

　　现在看来，这幅犀牛刻画得很具体，我们仍不难看出这是一头犀牛，可是仔细观看它的局部会发现，这不是真正的犀牛，也正是由于丢勒画技的高超才使这么详细而不真实的局部暴露出来，它的准确性和严谨性并不完美，科学的客观性和实用性在今天看来更是不存在，但这都不影响它成为艺术层面的经典。所以，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和绘画的进步并没有放弃臆想，但可以使臆想更加精确，更加可信。

　　可以说，博物艺术在开始的时期确实带有客观性初衷，只是由于认知程度有限，学科未确立等因素才形成了看似脱离客观，疑似臆想，以讹传讹式的图画。从科学和实用的角度看，这种“以讹传讹”的作品恐怕会沦为笑话，但从艺术的角度看却并非如此，这样的情况极大的丰富了博物绘画在艺术层面的维度，开启了后世继承的多重可能性，并且影响深远，衍生各类。

　　主观的臆想性

　　16世纪，正当博物学艺术展开勃勃生机的时候，仍然有“另类”的博物学艺术如影随形。荷兰植物学家，解剖学家弗瑞德里克.鲁谢（Frederik Ruysch 1638—1731）不仅在医学上具有重要的贡献，他在博物画艺术方面的创作力也异常的独特，并对后世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他在绘制图鉴的时候，喜欢把儿童的骨骼肢体和动植物样本，以及医学容器等元素杂糅到一起。

弗瑞德里克.鲁谢（1638—1731）作品三幅，1568年

　　这样的组合看上去无稽却真实，写实的画风让画面看上去很详实，将花草和尸骨以及标本的组合构成了难以言说的美感，可以看出，鲁谢将他在专业解剖领域的专长和他所臆想的场面结合起来，再运用比较写实的画风，让人产生怪诞又无稽的现实感。通过他的作品也不难揣测出他的企图：鲁谢很明显的目的已经不是单一的展现研究内容的真实性，而是要主观追求充斥着怪诞，黑暗魅力的美学形式。相较于同时代的博物绘画，他的作品主动的走向了主观臆想的艺术层面了，这样的情况在当时虽不常见，但却是博物绘画灵感的闪现，在20世纪后，这样的情况被继承发展，开枝散叶。

　　依据臆想的创造

　　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艺术家Luigi Serafini编着了一部博物作品《Codex Seraphinianus》，描述了一个完全超现实的幻想世界，内容涉及了动植物，人物，以及活动，事件等多个方面，并且有意为其配上了未知的文字系统。

Luigi Serafini，《Codex Seraphinianus》节选，20世纪70年代

　　这部作品带有强烈的臆想成分，所描绘的事物仍有大量的现实事物的痕迹，这使其所创造的形象更加的离谱，作品的文字系统更是难以理解，并不属于已知的现实文字系统，作者也曾表示，此作品的文字并没有意义。

　　可以看出，《Codex Seraphinianus》是将臆想作为开展创作的依据，并且充分运用了现实事物的形象作为素材，在这里，臆想和现实被倒置，臆想性成为了根本的目的和依据，而客观性不再重要，现实也沦为了素材和碎片信息，只是为了将臆想可视化，具体化。

　　2013年出版的《掘尸者》（TheResurrectionist）通过解剖学，进化论，再生论的方式为我们诠释了充满谜团的，不可思议的类人生物，而这本书内容的缘起要追溯到19世纪一位神秘的医生的手稿，后被E.Hudspeth重新绘制成《TheResurrectionist》。这部作品具备浓厚的博物气质，然而其内容的可证程度相当有限，可以说是一部运用博物艺术风格创作的臆想的作品。

E.Hudspeth，《掘尸者》（TheResurrectionist）节选，2013年

　　从15世纪的曼德拉草图和16世纪鲁谢诡异的博物画，再到20世纪的《Codex Seraphinianus》，这一路下来，可见主观臆想对博物绘画的影响以及对后世的继承和启发，伴随着博物艺术在历史各个阶段的发展，博物艺术家们或不自觉，或从半自觉到自觉，避无可避走上了这条路径，20世纪以后，博物学艺术的主观臆想性和创造力被重视和发展起来。

　　20世纪后，博物学绘画风格自觉，目的难测。现在，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出博物艺术的臆想性已经完全确立了自身的美学价值和功能，也开启了结合现实和非现实的可能性。由于外在的原因和自觉的发展，它逐渐抛弃了原有的依附科学，尊重客观的初衷，在主观臆想性和自觉的美学认知层面越走越远，随着艺术门类的拓展和艺术思想的革新，它们正在努力地结合新需求和新手段来创造新的形式和新的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