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西四大杂院，繁荣商圈的另一面

　　西单、金融街是北京具有标志性的商圈之一，西四也在这个商圈的辐射范围之中。

　　明朝永乐年间，这里曾经建起四座牌楼，此地因之得名“西四牌楼”。1954年，牌楼因拓宽道路被拆，地名沿用至今。

　　西四，不仅见证着北京的风云变幻，也承载着无数普通人的起居日常和喜怒哀乐。在这里，富有现代气息的写字楼、商场、店铺与或新或旧、或规整或杂乱的胡同民居并存，几乎每一扇房门后都有一个看似普通却独一无二的人家，繁衍生息，共同组成我们熟悉又陌生的北京。

　　杂

　　老树长新芽 老房没人管

　　刘京（化名）站在房顶上，手里拿着一根竹竿，仰着脖子，挑选着香椿树上的嫩芽，瞅准了拿竹竿往下钩。树下容两人错身而过的狭长地带，地面上已经掉了六七丛香椿芽。

　　红色的院门上写着“砖塔胡同68号”，这个院子还有另外一重身份：砖塔胡同关帝庙。这里是刘京的家，一个坐落在老庙里的大杂院。至于那棵香椿树，同样安家在此的年逾九旬的鲍老爷子说，四五十年前他从黄村搬来这里住时，香椿树就已经长在院里，“老树啦”。

　　刘京和鲍老爷子住在院子深处，从院门口那个镶着“古刹护国关帝庙”石牌匾的拱形门洞走进去，还要沿着一米来宽的小路走上一两分钟才能到。有老街坊说，“那棵香椿树那儿就是原先关帝庙的大殿门前。”

　　鲍老爷子住在院子南边。从搬进这院子开始，他一直住在南边的老房子里，开门就能瞧见院子里的香椿树。如今，院子被东西两侧加盖的小平房挤得仅剩一条能容两人走过的小路，原本充斥院子的京腔也掺进了从不知哪一道门帘里传出来的东北口音。

　　北面原本的“大殿”离香椿树更近些，房顶的木结构廊檐仍是最原始的模样，没被翻盖过，连瓦片也被街坊们称为“原装的”。由于它是全院里最高的房顶，以至于进了院门后仍能在后来修盖起的水泥平房顶上看见它的一角。“这么些年了，结实着呐！”住在“大殿”里的街坊忍不住夸奖这间老宅子。她头顶，房梁上原本彩色的描画已经褪色成与木梁一致的颜色，并干裂卷起，上面的花纹却依稀可辨。“据说原来是彩色的，好看着呐，”刘京一边钩香椿芽儿一边可惜老房子，“唉，没人管啊，这也能算文物了。”

　　不到9点，租住在院子里的外地人有的已经出门上班，有的还在洗漱收拾，老街坊们也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刘京还在房顶上不肯下来，他媳妇从家里走出来，经过靠在小平房边的木梯子，低头捡着香椿芽。鲍老爷子家的屋门没上锁，床边的桌子上放着吃剩下的早点，他腿脚不好，半躺在床上，等着儿子近中午时再来跟自己一起吃午饭。

　　这是这个大杂院里再平常不过的一个早晨。

　　窄

　　住家儿多路更窄屋更挤

　　隔着西四南大街，护国关帝庙东南方向约六七百米，已经95岁的芦玉兰住在大杂院里。大杂院西口的墙上挂着一块牌子，“北京市西城区普查登记文物普恩寺”。

　　羊皮市胡同7号院或许不是严格意义上老北京口中的大杂院。院子西边，几间民房正在施工，工人们在已经拆得只剩外墙的“房子”里进进出出，用手推车不停地往院子外运废料。好在芦老太太家离这里直线距离二三十米远，翻盖房子的嘈杂根本传不进她家的窗户。

　　从院子西口进院，顺着各家房前、屋后的空地形成的小路，拐几次弯，就到了芦老太太家门口的小路前。这一路要走过几乎是全院面积最大的一片后墙，墙南面是住家，墙北面30几个电表箱东西向一字排开。沿路经过三五户人家，各自修了院门，望进去大多是老房子老窗棂以及或多或少的杂物。

　　“有几个电表箱就有几家儿。”芦老太太的女儿王英（化名）抬手指指旁边的灰色房子，墙上挂着17个电表箱。

　　不光是施工的嘈杂声，事实上，即便是阳光也进不了芦老太太的小房。小房门口朝南开，进门是厨房，长约三米，宽约一米，锅碗瓢盆、煤气灶、切菜板，凡是属于厨房里的物件，都挤在这个空间里。再往里，才是芦老太太的小屋，一张1.5米的双人床，一个旧衣柜，一个小立柜，一张小桌，剩下的空间只够再放一张吃饭用的圆桌。小房唯一的窗户开在北墙上，仅一张晚报大小。“窗户外头一米就是人家的后墙，前头一米也是别人家的后墙，上哪儿采光去？”

　　1959年，芦老太太离开河北香河老家，来到这间小房，跟已经在这里居住了6年的丈夫团聚，并定居下来。半个多世纪过去，她曾在汽车修理厂工作的丈夫早已作古。为了照顾老母亲，儿女们轮流来小房陪住，“一人一个月”。这个月刚好是女儿王英来。一进屋，便能感觉到明显的潮湿阴冷。“这儿整片都是大鼓包。”王英指着小房东墙根，因受潮而鼓起的盘子大小的墙皮破了一块。

　　至今，王英还记得自己十几岁时第一次被母亲带进这间小屋，“我们家仨孩子，这小屋不够睡，当时的床比现在高点儿，我跟我哥哥、弟弟晚上睡觉都是在床底下。”而现在，家里的小辈儿们来看芦老太太，“都待不住，屋小，他们说喘不过气来”。也正因此，每次看护芦老太太，儿女们总是只能来一个人，“再多一个就住不下了。”床下面放着三个小圆凳支撑，“木板是人家搭鸽子窝用剩下的”。

　　穷

　　不是不想搬 是没条件搬

　　当然，也有宽敞整洁的胡同，比如义达里。“它只有西口，没东口，里边特漂亮。”一名居住在大酱坊胡同的街坊如此介绍。

　　可能是挨着定王府的缘故，义达里胡同里路两侧，民居院门口都挂着精致的小木牌，不仅写了门牌号，还写着“院长”的名字。各家院墙、房子都经过翻盖，色调完全一致，就连路边的花坛也不是随随便便搬出几个大花盆，而是用与胡同整体风格配套的小木栅栏圈出规整的一片土地来种花种草。没有头顶上杂乱的电线，取而代之的是藤蔓植物在头顶顺着花架攀爬。

　　仅差了几百米的距离，胡同之间的光景竟是如此不同。

　　有老街坊把原因归在房子的所有权上：“房子好的、住得好的，都是私产、私房，大杂院里的也有私房，但是少，大部分房都是公家的，住户们属于跟公家租房住，平常维修什么的归房管所管。”他身后，自家房子门口的木柱子已经裂开了一条明显的缝隙。

　　也有街坊觉着“跟公房、私房没关系”，关键在于“空间不够”。羊皮市胡同里，老街坊杨阿姨坦陈：“最早先这院儿不这样，住家儿没现在这么多，房子也没这么多。院儿里好多房都是后来盖的，要不就是接出来的，不然怎么办呢？地儿一共就这么大，不往外接一块真不够住，你不接还有别人接，慢慢儿房子多了，路窄了，你要是推个自行车，那绝对是单行道。”

　　“往哪儿搬啊？”大杂院里，1982年住进院里的张丽（化名）坦陈：“但凡有能力搬的肯定早搬了，现在还在这大杂院里住着的，除了外来租房的，就是住了四五十年的老户儿，买房？现在北京这房价，哪儿买得起？别看我们外头就是西单，不远就是金融街，那点儿工资只够过生活的，只能跟这儿守着了。”

　　站在自家门口，王英试图指出其他几户她记忆里街坊的老屋，“早不是我十来岁时候的样儿了。”她也不想让老母亲一直住在这个小房里，“可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了，搁不住折腾，只能这么将就了。”几分钟后，芦老太太在年近70岁的王英搀扶下，一天里第三次走出这间她住了大半个世纪的小房，颤巍巍地踏上大院儿里狭窄的小路，朝公共厕所的方向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