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非”还是导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高位运行的重要原因。２０１３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１１７．６，而国际上通常认为的正常水平为１０３－１０７。

　　厦门市翔安区人口计生局副局长林天生说：“男性比例高，女性比例少，易导致社会犯罪率升高、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儿童等现象。”

　　 山东大学医学伦理学研究所副所长曹永福认为，对下一代的性别选择是“过了界的干预”，必将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资料推算，目前我国１９岁以下年龄段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到２０２０年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２４００万。

　　 提高违法成本　向流动性隐蔽性作案“开刀”

　　当前的“两非”活动呈现明显的“流动性”，“打一枪换一地”，有的甚至是跨省跨境作案。针对这一作案新特点，国家卫计委要求，加大区域协作力度，形成全国“一盘棋”治理格局。

　　针对“两非”的隐蔽性，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明确，鼓励举报违规行为。山东省已建立有奖举报制度，发动群众，对举报查实的举报人给予２０００元到５万元不等的举报奖励。对于重点人群，则落实包保责任制，做到孕情早发现、早服务、早管理。

　　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嫌疑人常通过网络发布信息。记者在某大型购物网站搜索“便携Ｂ超”几个字，出来百余种可选择产品，价格从５０００多元到５万元。这些产品虽然标识用于牛羊猫等动物怀孕检查，但同时又暗示用于“高档动物”，可查腹部、心脏、小器官等。

　　对此，征求意见稿中专门规定，食药监管部门应对超声诊断仪、染色体检测专用设备等实行电子监管码管理；医疗器械销售企业应当核查、登记购买者的使用资格证明，不得将这些专用设备销售给个人和不具有使用资格的单位。

　　非法鉴定胎儿性别与非法行医常常纠缠在一起。山东、湖南等地计生、法律界人士认为，应降低入刑标准，对于实施非法引产手术的非法行医者保持高压态势，一旦证据确凿，必须依法取缔黑诊所，严肃追究非法行医者的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规定，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的人从事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情节严重的，以非法行医罪论处。安徽省卫计委副主任高俊文认为，这一规定只限定没有执业资格的人，但实际上一些具有执业资格的医生或医疗机构从事“两非”就无法惩处。建议取消犯罪主体的资格限制，并明确对非法胎儿性别鉴定的行为进行定罪量刑。

　　湖南省卫生厅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处副处长彭中华等人还建议，在打击的同时，还应加大利益导向的力度，落实好有利于女孩和计划生育女孩户的各项社会经济政策、奖励扶助政策，引导群众逐步消除性别偏好，根本转变婚育观念，使群众自觉抵制“两非”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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