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桐的下午

　　午后，陈鲜娇在街口游荡。她的裤子磨破了，可刚刚去过附近一家商场，“贵得吓人”。

　　“你是长沙人吗？哪里有便宜的衣服？”她看见着装体面些的女人，就会凑上去问。在她眼里，“省城”和“我们那里”差别很大，别人觉得嘉桐街一天40元包水电气的房子已经很便宜，可她仍然觉得贵。

　　因为她的钱包马上就要空了，而医保必须回家乡才能报销，“还只报30%”。

　　在湖南省肿瘤医院出院结算大厅里，墙壁最显眼的位置高悬着两张海报，向人们解释湖南省新农合省级定点医疗机构普通住院费用补偿政策。

　　雷十妹和丈夫端坐在海报下的休息椅上，等待下午办公时间到来。不久前，她查出被6年前手术的乳腺癌复发，在接受保守治疗后，眼下即将出院。但当被问及回茶陵老家能拿到多少报销款时，她和丈夫都摇摇头。

　　“我不识字。”她的丈夫茫然地看着那两幅足有一米长、半米宽的镜框，“我们那儿得了乳腺癌的，有人能报80%呢！”

　　事实上，就在一幅镜框中部，“茶陵”被清楚地划入“补偿比例55%”一栏。这对夫妻更不知道的是，手上拿到的药物是进口药，一分钱也无法报销。

　　新农合的“补偿比例”也就是报销比例，在湖南省被按照区县划分为三个档次，50%、55%和60%，均低于城镇职工的80%和城镇居民的70%。

　　“好多湖南农民都吸烟，农村的癌症发病率特别高，医疗水平差别又特别大。”周松华说。这位学医出身的湖南人已经在嘉桐街做了十几年保健药品门店经理，看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向肿瘤医院，也看着医院盖起了新大楼。

　　“嘉桐街从来不缺少病人。”周松华说，他做这些人的生意，但也融入他们的生活。

　　午后，这条街懒散下来。晾晒于任何建筑外墙和栏杆的衣物在太阳下开始干燥，丝袜迎风摆动，床单上的花朵也微颤着。树下的杂货摊，老板靠着椅背打起了盹，即使有人翻动货物也毫不知情。

　　一些新到的旅客开始走进这条街。

　　“现在看病，啥都好！设施好、条件好、医护态度好，就是价钱不好！”一个陪嫂子手术的湘妹子扳着手指，嘴皮翻得飞快。她追着旅馆老板前后央求：“都中午过了，今天就不算钱了吧？”

　　“那不行。”老板王强一口拒绝。这个湖南攸县人在广东开过出租车，在老家开过饭店。2008年，他被查出患有肠癌。

　　在肿瘤医院接受治疗期间，这个“生意人”瞅准了嘉桐街的商机，就用剩余积蓄盘下了一栋民房，开起了旅馆。

　　“钱和命你要哪个？”王强手上一大串房间钥匙哗哗响。当年，他卖掉了心爱的小轿车治病，因为“如果不卖车，一定会死在车上”。

　　他把治疗癌症比作一辆开往健康的出租车，“起步价就是10万”。许多人曾在他的旅馆里来去，据他所知，只有小部分真正痊愈，不少人花费数十万元，依然没留住生命。

　　眼下，他仍然看着人们为治疗癌症付出更多的钱，不惜负债、卖房子。相比之下，住旅馆、吃饭、买生活用品的开销，人们虽然会试着削减，为此跟他砍价，但并不会较真。

　　“在我们这里是小钱，在那里……”王强手指医院的方向说，“才是大钱。”

　　尽管对大城市的高额消费心知肚明，但从县城、乡镇、村子里赶来的病人仍源源不绝。每天早上不到6点，嘉桐街附近的肿瘤医院、湘雅附三医院和省结核病医院就被病人和他们的家属占满。

　　全国大城市的省级三甲医院概莫如是。人们跋涉数百公里前去的理由大多只有：“就近的医院看不了。”

　　“你这个病，在我们这里，就是个感冒病。”医生安慰一位住在王强旅馆、查出宫颈癌的女病人。但这场“感冒”，已经让她花费了5万元。

　　街道的傍晚

　　王强旅馆二楼的窗户，在下午快5点时飘出香气。开过餐馆的他把切得大小均匀的豆腐块放进油锅里煎黄，再依次放入葱蒜、肉片和火红的灯笼椒。

　　无论是谁，走过楼下都能分享菜肴的香气。而王强旅馆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所有的房间都是统一价格，40元一天，不管是“风景房”还是地下室。只有先来后到之别，没有贫富贵贱之分。人多的时候，要是房间紧张，再有钱也得住地下室。

　　王强隔壁旅馆老板最爱讲的一句话是：“癌症面前，人人平等。”在他旅馆的墙上，贴着他手写的红条幅：“生命在于运动！”“勇攀高峰！”这些歪歪扭扭的字迹在每层楼的楼梯间都能看见，为了鼓励病人爬上楼梯。

　　卖保健品的周松华爱好做泥塑。最初，他常在晴天时，把雕好的泥坯摆到门店前的座椅上晾晒。每次都是刚摆出来，就有病人或家属围上前，对着那些小猫小狗或撒尿小孩评头论足。

　　“给我一个，行吗？我拿回去摆在屋里。”有人忍不住张口向他讨要。周松华便把泥坯拿到朋友的窑里烧好，再赠送出去。

　　后来，要泥塑的人越来越多，周松华也就越做越多，越送越多。

　　“他们依然热爱生活和美好的事物。”周松华说，“在可爱的泥塑面前，健康的人和病人没什么区别。”

　　事实上，在嘉桐街开店的人眼里，癌症病人就是“普通的顾客”。吃饭需要菜肉大米，生活需要脸盆牙具。这里没有人互相嘲笑，也没有异样的眼光。女病人可以神态自若地为光头挑选假发，男病人也可以不顾男子汉气概，弯腰驼背地缓步在马路上。

　　从嘉桐街中段向西有一条小路，行不足二三十米，就到达湖师大医学院咸嘉湖校区后门。在学生们眼里，嘉桐街完全是另一番光景。

　　“入学时老师就叮嘱我们，不让去那里吃饭。”大三学生小邓说，她觉得嘉桐街一年四季都湿漉漉的，很脏。她的同学小陈则更加直接地表示，要是在那里的旅馆住一晚，全身的衣服都得消毒一遍。

　　“他们吐的痰都可能会有肺结核！”一个偶尔去嘉桐街采购杂物的女生每次看见穿病号服或戴帽子的人，都会感到恐惧。

　　事实上，嘉桐街东邻肿瘤医院新大楼，西接湖师大医学院，南边是咸嘉湖景区和沿湖而建的高档住宅，北面则是国际名牌一应俱全的商业广场和外墙闪闪发亮的写字楼。

　　夹在中间的它是个异类。路两侧的建筑几乎都是十几年前的民房，违章加盖几乎家家都有。尽管都有营业执照，但除了一所像样的宾馆，每间旅馆的房间都只有几件陈旧的老式家具，大部分楼层卫生间共用。水泥路面坑洼，垃圾在路边堆放。水管一直接到路面上，水龙头紧挨着电线和插座。到了做饭开饭的时间，充满油污和厨余垃圾的脏水在地面上随意泼洒流淌，就像贴满这条街所有平面的“有房出租”和“癌症克星”小广告。一整天，这里都飘散着劣质烟草、油烟、动物粪便和腐烂垃圾的味道。

　　开在嘉桐街的一道小门像直接通往另一个世界。踩着污水和垃圾爬上楼梯，穿过这道门，就到达肿瘤医院院内。沥青路面平整，步道一尘不染，楼群挺括、规整地矗立。

　　在湖师大医学院就读临床医学的大二学生李富起对门这边的世界充满向往，但那并不妨碍他同样认可门那边的嘉桐街，他称之为“后街”。

　　“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才是造就‘后街’的根本原因。”李富起皱着眉头说。这些话来自他此前为校辩论赛所做的准备，题目是“中国医患关系的出路是改变医德还是改变制度”。

　　“但他们在这里生活、看病很方便，很划算。”20岁的小伙子丢掉理论，开始就事论事，“唯一需要考虑的是，环境太脏的话，对病人的康复没有好处。”

　　对于那些厌恶、害怕“后街”的同学，李富起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但“医生应当对病人充满怜悯”。

　　2012年，咸嘉湖社区改造，嘉桐街没变化。2013年，数篇当地媒体报道指出这里的脏乱差和违建现象，但嘉桐街还是没变化。

　　“外面一年一变，这里十年不变。”假发店老板彭田说。他会帮病人免费剃头发，连“一股子奇怪的味道”也渐渐习惯了。虽然他仍然厌恶门前的污水和隔壁的活禽摊位，但如果没了病人，就没了这些，他的生意也将搬到别处。

　　“这里是难民营，政府不要搞我们（取缔整顿），就不错了。”一家餐馆老板说。

　　嘉桐的夜

　　晓红是彭田店里最大的主顾。在嘉桐街，她刚刚购得了自己的第8顶假发。在她的房间里，这些假发被小心地挂着，有长有短，有棕有黄，几乎成了装饰品。

　　“一天一个模型！”旅店老板王强打趣她。她也笑起来，叉着腰转了一圈，展示着自己最新的“梨花烫”和身上的红色针织连衣裙。

　　38岁的晓红是湖南娄底人，患有宫颈癌，已经手术切除子宫。她曾非常抗拒治疗，但让医生一句“那你就是不要命了”给吓进了手术室。

　　术后一年来，她经历了3次化疗，头发没了，勇气却回来了。她声称自己“爱打扮、爱打工、爱打牌”，这“三爱”都保留了下来，她也开始不惧谈论自己的疾病。

　　“我得的不是绝望病，是普通的妇科病，我能照顾自己。”她拒绝家人陪伴，一个人住在嘉桐街。每天白天，她自己到医院“打化疗”，昏昏沉沉或想呕吐的时候，她就横身躺下，拿起手机刷微信朋友圈。馋了，就到餐馆里吃，“想吃什么吃什么！”

　　今年五一节，晓红和朋友去了衡山旅行。回嘉桐街前，在山脚下，朋友们都拜了佛堂，唯独她没进去。她只是死死盯住山峦叠嶂的风景，然后在心里默念：我一定会坚持到最后一刻。

　　事实上，作为“癌症街”存在了十几年的嘉桐街，这两年又多了几条“兄弟街”。围绕着整个湖南地区3家顶级医院，越来越多的居民把房子租出去，作为家庭旅馆。肿瘤医院门前从早到晚都有举牌“住宿”的揽客者来回游说，他们包下附近的整层公寓，按照嘉桐街旅馆的模式经营。去年，医院东边还新开张了一家装修精美的时尚酒店。当然，那里的价格更贵，服务更好。

　　过去，经济条件不错的晓红来复查时总爱住宾馆。现在，她更喜欢住在嘉桐街的感觉，“像家，有朋友，而且便宜”。

　　夜晚的嘉桐街，美发店、诊所和杂货铺打烊了，旅馆瓦数不高的招牌灯箱则渐次亮起。街口一家旅馆的铁门半掩着，门房里，灯光微弱。老板趿拉着拖鞋，抽着烟翻动住客登记册，而老板娘则忙着下载最新的肥皂剧集。

　　晚上九十点，大部分病人和家属都回到房间休息。街上只有偶尔穿行的出租车和三两个迟归的小贩。野猫踏着无声的步子横穿街道，鸟声被虫鸣取代。整条街陷入暗淡。

　　此时，嘉桐街南端的大马路边，一家娱乐城灯火辉煌，门前路边停满鲜亮的轿车。街道北端，商业广场上的夜市正飘出烧烤香气，五颜六色的花裙子在霓虹灯里摇曳。

　　如果不是真的走近，不会有人知道，夹在中间的那条街，尽管连一盏像样的路灯都没有，却也有着属于自己的夜生活。

　　夜晚的嘉桐街，最亮堂的地方是街上的几间“棋牌室”。老板把临街的落地玻璃擦得透明锃亮，即使从外面走过，也会被屋内欢腾的人们吸引。

　　他们搓着麻将，甩着扑克，大声谈笑，直到深夜。晓红就是其中之一。长长的红色假发随着她摸牌、出牌而抖动，飘洒在她的胸前、后背。下家是个穿着条纹病号服的大姐，她手气不错，几圈下来攥了满把一元钞票。上家则是位急着回旅店的婆婆。“你上吧？”她看见有人进来就喊，“我回去看孙子。”

　　媳妇为了照顾她，把小孙子也带到了嘉桐街。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有些孩子就在这条街上学会走路。

　　“我们桌上讲哪里话的人都有，不过坐在一起，就要尽量讲普通话。”晓红嘻嘻哈哈地介绍，“有些话听不懂，但最好懂的就是‘和了’，哪里都一样！”

　　在她看来，嘉桐街的人们很少会向旁人哭诉，尽管单单看去，每个人的故事都可能是场灾难。但当它们汇聚在嘉桐街时，反而成了最稀松平常的生活。

• 共3页:
• 上一页
• 1
• 2
• 3
•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