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的上午

　　“我两个儿子都上大学啦！”王雪梅逢人便说，“就算小鬼马上带我走，也没有什么的啦！”说完这句狠话，她乌青塌陷的眼窝里，一双眼睛忽然闪出神采。

　　她真的想过不治病了，就这样扛到死。但儿子们劝她，“还得看见孙子上大学”，她身上就来了劲儿。在嘉桐街，她身边那两个年轻结实、跑前跑后的小伙子，让她说话都比别人响亮。

　　每当听人谈论家庭，周玉兰拉一拉帽檐，默默走开。这位59岁的怀化女人住在王雪梅隔壁的旅馆。她育有两子两女，都已成家立业，但在嘉桐街，她身边只有61岁的丈夫。

　　10点，在夏日阳光中依然裹紧夹袄的周玉兰倚在旅馆墙边，看王雪梅穿着一袭大红外套，被儿子一左一右搀扶着离开。

　　这是嘉桐街一天中最闲散安静的时刻。病人们都在医院，新的住客还没找来。家属们有的闲聊，有的拆洗被褥衣裳。所有的商铺都刚刚开始营业，街上静得只剩下树叶哗哗声和补鞋匠小锤的叮叮声。

　　“住不下去，活不下去……”周玉兰嗫嚅着，连嘴唇都不愿张开一点缝隙。因为钱少，她和丈夫住在旅馆半地下的房间。这里就连夏天都阴冷潮湿。

　　两年前，周玉兰的第二个孙子出生。这位快乐的祖母立即决定，和丈夫离开老家，到儿子打工的东莞帮忙带孩子。

　　老两口不愿给孩子增加负担，便找了一份园林绿化的工作，大部分内容其实就是扫街和清理人畜粪便。在环城大道扫了一年马路之后，周玉兰开始咳嗽，越咳越厉害。老板见状，声称她有肺结核，立即终止合同，让她结账离开。

　　最终的诊断结果，是肺癌。

　　“抽烟吗？”医生问。“不抽。”这位纤弱的农村妇女说。

　　“喝酒吗？”医生又问。“不喝。”她答。

　　医生没有追问，而周玉兰也没想过，肺癌会不会和自己的工作性质有关。她根本不想琢磨这个问题，因为在开胸切肺之后，手术和化疗费用已经抽干了她的家。土地租出去了，房子租出去了，家里能用电的几乎都卖了。她每天想的只是，什么时候死，就不用再花钱了。

　　在她位于旅馆半地下室的“家”中，杂物装在塑料袋里，挂满了墙壁，被褥摸上去几乎是湿的。一天中，阳光只有午后才能短暂地光临。整个屋子最显眼的摆设是床角并立的两个白色化肥袋，装得饱胀，鼓鼓囊囊全是药，一袋中药，一袋西药。

　　生病之前，周玉兰爱唱歌，常常在地里一边劳作一边和丈夫对山歌。然而在嘉桐街，没人听过她的歌声。因为“心情不好”，她再也不唱了。

　　周玉兰讨厌嘉桐街。她第一次来，理发店的人劝她，头发剪掉卖了吧，反正以后也留不住。她舍不得，可化疗一开始，头发就一把一把地往下掉。等她再回去想卖头发，理发店的人又不要了，剃发也涨价了。

　　“太坏了，坏心眼。”她嘟囔着，眼泪说话间就打湿了整张脸。更让她难受的是，每从家里到这条街来一次，就得在路上犯一次“车晕”，走到街口都还在呕吐。她觉得，自己比所有人境况都差。越差，就越得回来，“到死走不出去”。

　　但在嘉桐街并非只有绝望。

　　正当周玉兰站在阴暗滴水的天井里沉默哭泣时，同样来自怀化的阿黄则在同一家旅馆的大门口晒太阳、打游戏。

　　37岁的她还没有生育，就被查出患有宫颈癌。手术摘掉了她的子宫，有些病友旁敲侧击地问她：“老公是哪里人？人品好不好？”她笑嘻嘻地直接回过去：“我是切了，他要走我也不拦着。”

　　阿黄喜欢嘉桐街，因为“大家都一样，多自在”。天晴的午后，她会自己拎着尿袋，在街上溜达，在街口看野花，有空也会看看隔壁湖师大医学院的操场上，学生们跳操踢球。她宽大的、印满卡通人物蜡笔小新的睡裤被风吹动，裤脚扑棱棱地飞。

　　即使是坐在旅馆门口的竹凳上打游戏，阿黄也会认真佩戴金项链和金戒指。她的手指在平板电脑屏幕上快速地点点划划，一个女战士装扮的人物便在游戏里飞檐走壁，跋山涉水。

　　这样的女性是嘉桐街的一道风景。她们不管贫穷富裕，也不管病情轻重，都绝不疏于吃、打扮和日常种种。有人戴着闪闪发亮的樱桃红假发，有人的帽子边点缀清秀的花朵。有人爱吃零食，有人爱拉家常。笑，是她们和“街坊邻里”相处的招牌表情。

　　“生病了，就不生活了？”阿黄头也不抬地说。她操控的女战士刚刚成功飞越一处沟壑，奖励金币立即像雨点一样砸满屏幕。

　　正午

　　“吃饭吃饭！”中午时分，阿黄的丈夫走出来，吆喝着妻子，一手托着大饭盒，一手拎着保温桶。

　　这是嘉桐街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之一。差不多从11点，餐馆和想自己露两手的病人家属们就开始忙活了。

　　这里饭馆的饭菜很便宜，一般是荤菜8元，素菜三四元。如果吃腻了医院的病号饭，人们会偶尔想要打个牙祭。饭馆多以老板的家乡命名，供应湖南本土菜。

　　每家旅馆都提供煤气和炉灶，但不是每间房的住客都能享受到。所以，这里还诞生了专门为病人家属提供烹饪锅灶、铲勺和油盐酱醋的摊子。自己买好菜，连洗带炒，半小时只需要3元，比下馆子划算。

　　快到中午，烹炒的油烟开始从嘉桐街的旅馆窗口、街边餐厅和公用灶台冒出来，灰蒙蒙的，飘满整条街，隔不到10米就看不清前路。鸡鸭被从笼子里揪出来，活鱼被从水缸里捞出来，就地宰杀。野猫野狗在人们腿间窜来窜去，寻找下水和剩菜。

　　在嘉桐街拦腰处一家诊所的门前空地，一对小夫妻将七八个灶台租出去，再摆上几把大阳伞和塑料桌椅，生意好极了。等着在锅里咕嘟的菜，人们会坐下来，讲讲各自的和听来的故事。

　　一位妇女顾不上听故事。她正认真地守在炉火前，一手拎着筷子，一手扶着微弯的腰。灶上是一个高压锅，嘶嘶地喷着白汽。她的后背热得湿透了，汗水在脸上的沟壑里乱淌。

　　“给孩子吃。”十来分钟过去，她拧灭炉火，把高压锅拎起来，浸到洗菜水里。锅盖打开——白的排骨，红的萝卜，吱吱冒油。她19岁的儿子正躺在医院里等着妈妈的手艺。不久前，这个大学一年级的小伙子被诊断为骨癌，大腿骨被拆掉，替换成人工骨头，一根8万元起。

　　这位母亲用筷子扎起一小块萝卜放进嘴里。“炖得好烂！”她满意地咂巴着嘴。紧接着，她把所有排骨和萝卜小心翼翼地倒进一只饭盒。菜太多，盖子盖不上，她用力压了压，却舍不得自己再吃一口。

　　老板娘帮她套好袋子，回身感叹：“这里有贤妻良母，孝子孝女，五好老公！”她伸出手掌，摇了摇5个油汪汪的手指头。

　　当被问及身旁的母亲哪里不舒服时，小奉舔了舔嘴唇，“肌瘤”，他说，又补上一句，“常见病”。

　　事实上，直到母亲进屋后，这个30多岁的汉子才敢吐露实情，“子宫癌晚期”。他太了解母亲了，如果她知道自己得了癌，一定会放弃治疗。但作为儿子，他从未想过放弃。“花再多钱也要治，治不好也要试。”他眼睛通红，像是要哭，又憋住了。几天来，他哄母亲“听不懂大夫的话，看不懂单据的字”，硬是把病情和费用都瞒住了。

　　小奉楼上，住着黄仕华和他的妻子。这个49岁的男人两年前才结束单身。没多久，妻子被查出宫颈癌。紧接着，岳丈去世，妻子和前夫的儿子又上了大学，他花光了手上的6万元积蓄，再也承受不住了。

　　在嘉桐街，黄仕华逢人就掏出低保证明和报销单据，“想上电视，让国家给补偿”。“我做错啥了”是他挂在嘴边的话。在他向人唠叨着“宫颈癌”的时候，他的妻子总是噙满泪水，跟在他身后，想拉他的手臂，又被他使劲儿挣开。

　　“这已经不错了。”旅馆老板感慨。他指了指对面的旅馆，那里住着一对母女。女儿乳腺癌手术签字前，丈夫消失了，此后再也没有出现。几年来，都是母亲陪着她化疗、复查、在嘉桐街生活。

　　“父母对孩子当然这样，孩子对父母也一样，但是夫妻就靠不住了，特别是男人，要看那个男人的良心……”说这话的陈鲜娇，为了给父亲治病，最近几乎和婆家人闹翻。

　　饿着肚子，这个1987年出生的娄底姑娘在嘉桐街一家旅馆的二楼小屋里控诉着丈夫的自私。

　　楼上有人走过，天花板上的风扇就跟着抖动。她不管不顾地撩起衣服，拿自己的胸口比划：“说是我爸右肺有癌，在这儿切掉一大块又说不是癌。我车都卖了，工作也辞了，我老公没来（医院）看过一眼，他家从来没管过……”

　　其实她连自己的家也回不去了。父女俩的房子不久前在大雨里塌掉一半，伯伯说地是自家的，不让再盖。嘉桐街，便成了陈鲜娇眼下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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