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一些高考状元成了“暴发户”。高考结束后，高考状元成了企业、政府、学校等各方追逐的对象，重奖事例屡见不鲜。近日，一项调查显示，68.3%的受访者反对重奖高考状元。(8月5日《中国青年报》)

　　高考作为一个没有硝烟的竞赛场，自然是几家欢喜几家愁。高考状元作为金字塔塔尖，不仅收获了状元的头衔和标签，还收获了来自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种各样的肯定和激励，真可谓名利双收。高考状元集万千宠爱于一身，除了公众对优秀学子的朴素感情，还裹挟了太多的功利和算计的因素。

　　重奖高考状元通常都打着奖掖先进、资助寒门学子的旗号，从表面上看颇具说服力。然而，状元们在高考中脱颖而出，既得到了对自身学习能力和艰辛付出的肯定，也得到入读名校、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这何尝不是一种激励？更何况，在高考状元所就读的名校里，几乎都建立有奖助贷勤补等完备的学生奖励与资助体系，哪怕高考状元家境再贫寒，依然可以顺利入学。

　　那些投放在高考状元身上的资源，原本可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实情况却为何相反呢？重奖高考状元的背后，是一种势利的教育观。势利作为一种社会心态，其作为一个行为模式最大的特征，就是愿意锦上添花不愿意雪中送炭，导致资源集中在那些拥有较多资源的人手中，而对一般民众以及弱势者冷漠甚至不屑。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样的势利教育观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不论是“只给重点班装空调”，还是将奖助学金和“211大学”、一本等“门槛”挂钩，抑或打着五花八门状元旗号的“状元经济”，以成绩论英雄，将不同成绩的学子们进行了三六九等的人格划分，有的人盆满钵溢，有的人却面临无钱上学的困境。

　　更进一步说，高考状元需要激励，却不需要谬赏。所谓“谬赏主义”，用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的话说，就是将应该的提升为要褒奖的，将不太应该模糊为应该的。重奖高考状元作为谬赏主义的一种产物，进一步加剧了教育的浮躁和功利。高考状元作为一个可供消费的符号，成了人们追名逐利的工具，何尝不是一种教育的悲哀。

　　美国教育家杜威曾说，“教育只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高考状元只是极少数成功的个体，在他们的背后，还有多少默默无闻却需要帮助的求学者？走出重奖高考状元的误区，少一些势利和谬赏，让那些急需帮助的学子得到及时、有效的社会支持，这不仅是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更是教育价值观念的更新与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