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也有一个这样的战国铜壶，虽然形制相似，但是我们眼前这个铜壶一看就是成都本地工匠制造的，而且还采用创新性的加工方式。”林向对铜壶的暗纹津津乐道。他说道，这个铜壶于1965年在百花潭中学发掘现场10号墓出土。壶是当时人们饮酒时的必须工具。古人将铜壶装着酒，合着香料，分给大家吃。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礼仪。这个铜壶虽然形制外观看起与中原地区的铜壶一致，但是它的制作工艺更具特色。其花纹是以镶嵌的创新手法制作。他进一步解释道，铜做好后，外观的花纹留下了很多凹槽，蜀人的工匠在凹槽中加入铅，经过打磨，铜的金黄与铅的青白交相辉映，呈现出全新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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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多年前的青铜为何光洁如新?

　　新都战国墓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墓中出土188多件铜器，各式各样的古蜀国青铜器闪烁出幽幽的亮光，经过2000多年岁月刀剑放射出夺目的寒光俨然如新。大量的青铜器与之前我国出土的同时期的青铜器表面颜色完全不同，而是完整地保留了青铜最原始的金黄色，就连提梁壶上的棕绳，都历经两千年而不腐烂。究竟是当时的古蜀人有超高的防锈防腐技术还是自然形成的呢?

　　专家介绍，原来，这些事在古墓腰坑中发掘，而腰坑中聚积了大量的水，水隔绝了青铜器和外界的空气，使得青铜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没有被腐蚀氧化。同时，战国墓独特的结构和建造工艺也保护了这批文物，墓葬的外面有一层土，这种特殊土质细腻严密，将墓室和外界隔绝开来。所以在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才能有幸看到青铜器原貌。

　　专家说法>>>

　　成都：中国文化的“水库”

　　“成都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古代交通，东出三峡俯临江汉吴越，西接‘藏彝走廊’连通中亚南亚。‘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是诗人李白的抒情，‘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才是太史公司马迁亲自考察所见的实情。”林向告诉记者，通过博物院展出的一系列先秦战国时期成都青铜器，人们可以发现在全国的同一时期，先秦时期的成都文明程度是很高的，而且与周边的文化交流频繁。新都马家战国木椁墓中，除巴蜀式铜剑和漆器上的“巴蜀图语”等含有特征鲜明的巴蜀文化因素外，还明显受到了楚文化的影响，如木椁的形制、墓葬的制法、铜器“邵之鼎”上的铭文以及漆器上的凤纹等;中原文化的影响在此墓中也有反映。中原式铜剑和鼎等铜器的造型，带有中原文化的色彩，反映了成都的文化包容性。

　　战国中晚期，由于社会结构和观念形态的变化，青铜器在艺术的表现形式上，开始出现写实的反映社会生活内容的艺术画面。成都考古发现的大批青铜器，表明成都先民们在不断吸收来自中原及秦楚文化的同时，创造出自己独有的辉煌。而战国采桑宴乐射猎攻战纹铜壶反映了整个社会的文明高度。林向说，在先秦战国时期，成都的经济文化地位很高，与中原文明平行发展而紧密联系。

　　他说，在先秦时期，那时的成都是一个很大的王国，是当时西南地区的文化中心。巴蜀文化是中华文化有机组成部分，是大家族的一族，这说明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林向独到地评价说，文化是交融的，因此，四川盆地的巴蜀文化区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犹座水库，对我国历代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起到了流动、储存、调节、融合、扩散等的“水库效应” 。当中原有天灾人祸，这里就成为人口和文化的“避难所” ;时机成熟时逐鹿中原的“根据地”;开拓西南边疆的“前哨基地”。这种“水库效应”在历史时期四川盆地几次大规模移民浪潮中：秦汉、两晋、五代宋、明清、抗日战争，更见明显。而在文明化的源头这种“水库效应”也有体现，巴蜀考古为这种效应提供了地下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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