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70年代基金浪潮的动力源泉整体上均来自于当时资本的可得性，以及由它造就的水涨船高的艺术经济，那么，BRPF的过人之处则在于，它是专门设计用来对冲1973年受石油输出国组织影响的石油危机的。这家基金的主管克里斯托弗·列文(Christopher Lewin)从瑞特林格的著作数据中得到启示：“投资艺术的风险要素并没有你可能想到的那么大。对艺术品的需求会增加，艺术品的供给却不会……我们可以在购买艺术商品方面超越国界，却避免了任何外汇管理的难题……我有非常好的理由假定艺术作品投资将会是一种出色的对冲基金。”BRPF每年都把当年现金的6%投到艺术上，约合每年300万英镑，在1974年到1980年间，投资门类涉及绘画、雕塑、书籍、家具、青铜器和珠宝，总计有4000万英镑分配到2400件艺术品上。在投资技巧上，BRPF并不是毫无节制的。出于长线收益的考虑，BRPF的主管们把不到1/3的基金款项投给早期绘画大师，并将印象派作品的曝光率限制在10%，更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本基金藏品足够多样且社会整体经济通胀形势平息之际，不再购买艺术品。

　　即使总体上采取长线投资策略，当客观形势已经发生变化时，BRPF也毫不犹豫。1987年6月，它又开始将其投资组合多样化，结果的确有利可图。那时，一方面艺术市场坚挺的走势有利于优化投资收益，另一方面投资渠道拓展得更宽了，同时大量藏品高额的维护费用和艰难的估价，都在发出行动的信号。1988年，BRPF以近3倍于成本的价格卖出了1000件藏品。1989年4月，BRPF又以3490万英镑卖出其最初成本为340万英镑的印象派藏品，合年投资收益率达21.3%，同年5月和12月，以160万英镑购入的中国瓷器被售出，净赚1050万英镑。相比之下，原始艺术、一些早期绘画大师作品的收益都不尽人意。截至2000年，BRPF的总体现金内部收益率是11.3%，扣除通胀因素后按实质计算，每年4%。

　　BRPF典范性的成功并不容易复制，更何况它也遭遇了诸多困境，比如在股票市场上表现不佳、交易成本与保险费用很高等等。霍罗维茨评价说：“后BRPF的艺术品投资公司更在努力挣扎了。”尤其是赶上1980年代经济泡沫的一些公司。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 Manhattan Bank)本打算从养老基金那里征集3亿美金创办封闭式艺术品基金，却因未能募集到必须的资本无果而终。1989年和1991年，巴黎国民银行(Banque Nationale de Paris)用2200万美金分别创办了两家自己的艺术品基金，数以百计的投资者加入其中，但在1998年和1999年艺术品拍卖时却亏损800万美金。2004年，荷兰银行(ABN-AMRO)启动了自己的艺术品投资咨询服务，并试图开创一家“基金的基金”(A Fund of Funds)，但不到一年，它们就都被放弃了。接下来就是号称 “同类艺术投资集团中唯一一家拥有7年成功业绩记录的”美术基金(Fine Art Fund)，以及于2006年6月悄然关闭的菲门乌德艺术基金(Fernwood Art Fund)。2007年2月，一群投资人以挪用公款、欺诈或故意歪曲、过失误述和违反信义义务等等为理由，将菲门乌德的创办者布鲁斯·陶博(Bruce Taub)告上了法庭。霍罗维茨显得忧心忡忡：“正如最近一段时期伴随英国美术基金(Fine Art Fund)作为唯一最高调的艺术品基金可提出证据证明的那样，菲门乌德的失败，因为其崩溃的消息已在整个艺术与金融界疯传，严重地损害了该产业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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