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古村落在张牙舞爪的推土机下呻吟！从保护文物的角度而言，这是令人痛心的一幕，为被夷为平地的古村落而叹，也为无能为力的法律一叹。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26条规定：“不得损毁、改建、添建或者拆除不可移动文物。”而霹雳店村有多达15处不可移动文物，为何仍难善存？

　　一说到古村落被毁，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文物受创。其实，古村落的意义不只存于文物范畴，它们更是文化乃至文明的缩影。如今，我国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被誉为人类发展的奇迹，比如有学者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演绎了波澜壮阔的城市化史诗，开创了人类城市化进程的奇迹，也为中国崛起做出了重大贡献。诚然，短短几十年我们城市化水平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所走的路。在自豪之余，也应该正视甜蜜的忧伤和沉重的代价，即乡村的消失。

　　有组数据称，2000年时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十年里有90万个村子消失了，一天之内就有将近300个自然村落消失，而自然村中包含众多古村落。乡村消失有其必然性，但古村落的消失让人觉得惋惜。与城市文明和乡镇文明相比，以古村落为代表所留存的乡村文明，为中国乃至为人类提供了不可复原的文明种类、不可逆转的文明态势。如果它们消失了或衰微了，我们到哪里寻常乡愁？如何找寻记忆中的心灵史？

　　但凡有过乡村生活的人，都应该知道乡村生活其实并不诗意和浪漫，甚至带有一定的酸涩与挣扎，任何过于诗意化乡村的人，基本上是不事稼穑者。但是，乡村文明毕竟曾是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城市文明再发达也不应该淹没乡村文明，乡村是我们的根脉，残存着文化基因；是留下我们生命足迹的地方，不能被过度商业化所吞没。

　　抛开个体化的私人叙事，乡村还曾是我们文明的集大成者，是中华文明最遥远最绵长的根系。诚如冯骥才所说：非遗的载体——也就是中华民族根性文化的载体是一个个村落。它不仅有精美和独特的建筑与大量珍贵的物质遗产，还有那一方水土独自创造的口头的和无形的文化遗存，如民间的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美术、手艺等，还有种种独特的民俗。它们最直接地体现着中华文化的民间情感、民族气质及其文化的多样性。冯骥才甚至认为，传统村落本身就是最大的文化遗产，价值不比长城小。可以断言，如果村落被荡平，乡村文明就失去依靠，七零八落，甚至归于死亡。

　　对于古村落来说，保护是最奢侈的字眼。他们最需要的不是保护，而是躲避，躲避出名，躲避喧嚣，躲避被关注。原因在于，但凡有文明遗存、有开发价值的古村落，一旦进入公众视野，就是它们悲剧的开始。“发现一个开发一个，开发一个破坏一个”，如果古村落一直藏在深闺，始终不为人知，其实是最好的命运。因此，古村落需要的不是保护，一旦需要保护，就意味着它们已被关注，已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问题是，权力渗透无孔不入，商业开发长驱直入，那些曾沉寂而又悠然的古村落还能自得其乐吗？

　　冯骥才透露，他曾对山东地区古村落做了一个调查，调查以后的结果非常吃惊，现今一座完整的、原真的古村落也没有了。能想象齐鲁大地上找不到古村落吗？这是尖锐的发问，也是悲痛的自答。如果说完整的原真的古村落，基本不可见，那么不那么完整不那么原真的古村落还有多少？它们能抵抗住外来文明的侵略吗？它们还能“苟延残喘”多久？

　　许多时候，人类等到失去时才知道珍惜，甚至失去了也不珍惜。对于古村落就是如此，有太多的人想开发古村落了，开发者眼里只有金钱，只有利益，并无对乡村文明或农耕文明的敬畏。也许我们不应该过多地眷恋乡村文明，但不能不尊重乡村文明，更不能心安理得地破坏乡村文明。

　　提高古村落的自卫能力，除了法律为它们撑腰，还需要真正热爱、熟悉并精通乡村文明的人走进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比如做“古村落志”，尽可能地记录古村落的过去与现在，记录它们的气质与呼吸。即便有朝一日它们不得不被现代文明所瓦解，也能留下弥足珍贵的东西。当然，最好让它们有持久的生命力，最好让它们保持本初状态，最好珍存它们的地域特征。

　　作家方方曾这样描写她心中的武汉：“闭着眼睛，我就能想象出它曾经有过的场景。它的历史沿革，它的风云岁月；它的山川地理，它的仟街陌巷；它的高山流水，它的白云黄鹤；它的风土民情，它的方言俚语；它的柴米油盐，它的杯盘碗盏；它的汉腔楚调，它的民间小曲。如此如此，想都不用去想，它们就会流淌在我的笔下。”每一个古村落都应该被人怀念，最好的怀念是保护它不被裹挟，否则如何怀念？怀念将是轻佻的。但我宁愿不怀念，如果生活其间就不需怀念，如果与它共呼吸也就不必怀念。“如果我们无法聚拢在先人的墓畔，那么我们只能四处飘零。”渐行渐远的古村落，我为你哀伤，我为你叹息，飘零的我们拿什么聆听你的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