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北四环路学院桥西北角，北京奥运大厦的灯在耿诺的记忆里“总是彻夜亮着”，每次开车经过“那幢楼”，她都会刻意盯着外墙上渐渐褪色的奥运五环，心想“我还有同事在里面吧”。

　　“Q460E-Z35”，鸟巢钢的专业术语，耿诺依然能脱口而出，作为一名记者，她有幸从混凝土浇筑的第一刻起，不断见证鸟巢逐渐完成的过程。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她成为北京奥组委宣传部新闻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北京奥运大厦，便是当时奥运会组委会所在地。耿诺清楚地记得，已故体育外交家何振梁正是在这里“花了一上午”告诉她，北京为什么要申办奥运会，“他说中国的精神和声音一定要传达到国际奥委会，北京应该得到这份尊敬。”

　　时隔7年，这份“尊敬”给中国的体育氛围带来了巨大变化，而北京也联合张家口，在2013年底开启了申办冬奥会的旅程。当失落的情绪有了着落，曾在北京奥组委信息中心和奥林匹克大家庭饭店团队提供语言和活动协调服务的饶杰，才放弃了“尽量避免经过奥运大厦，得绕路走”的习惯，这个自诩“完美主义”的处女座，在北京奥运会结束后的很多年，都不敢想任何与奥运有关的事情，“觉得那是一个完美的、绚烂的梦，怎么就这么结束了？”

　　怅然若失，怀旧，迷茫，这是每个参与北京奥运会的中国人在烟花落尽后大多体会过的感伤。但对亲手搭建盛景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这群被称作“奥友”的人，这样的情绪已经演变成 “奥林匹克综合征”，“是一种很多人都理解不了的情怀。”2008年北京奥运会组委会人力资源工作组成员任炜，正是一名典型的“患者”，不论身在何处，只要听到关于“奥运”的信息，“所有的血液都会集中在耳膜”，精神高度集中；一看到含有奥运元素的纪念品，就会尽量买回家；北京奥运会后他甚至没怎么添置过新衣，“一直穿大型赛会发的服装”，像是标志。

　　在任炜看来，回忆足以让奥运情结注入生活的细末继续生长。2001年，刚到北京工业大学任职，他接到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组织学生参加7月13日申奥之夜的庆典活动。在比赛期间，他又担任了羽毛球场馆的志愿者经理。对任炜而言，那是一段“亢奋”的日子，“那时特别流行开‘刷夜会’，白天各自工作，晚上聚在一起开会，常常到半夜3点，吃口面再继续。”任炜坦言，现在很难再有这样的激情了，“除非冬奥会”。

　　对于任炜这样的“奥友”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中有意无意透露出对奥运的怀念，有时并不愿为外人道，“投入那么多，没经历过的人无法理解”。任炜的“顾虑”在夏扬这儿，成了对日记的私语，“从北京奥运会倒计时600天起，我每天坚持写工作日记”。

　　“最大的愿望就是睡觉。”目前在北京国家检验检疫局任职的夏扬，2008年时，负责安保指挥中心证件小组的管理工作，开幕式前，他10天休息时间加起来也就是10个小时，“最后别人说我是昏过去的。”凌晨4点，他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了令他震撼的一幕，志愿者、公安、武警，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有少数睡不着的人在夜色中抽烟，烟雾中，“像刚结束战斗的战场。”北京奥运会后，夏扬参与完成部门为解决食品出入境、导盲犬等问题设置的重大活动保障方案，被运用到奥运后我国的多项大型活动中，而对于他那40多万字的奥运日记，“不敢碰，一看就进去了，不分白天黑夜。”

　　其实，像夏扬一样，不少“奥友”在生活中对奥运的感情有些小心翼翼，但在工作上却时刻显露着“奥运”的历练。除了以1391199开头的手机号辨识彼此，或在每年8月8日穿上配色恰似“鸡蛋西红柿”的工作服八方集结，“奥友”一有大型活动就像“打了鸡血”的特质，和经过北京奥运会一役锻造的工作能力，常常让在北京奥运会无缘结识的“奥友”在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辽宁全运会或APEC会议等大型活动的工作中“相见恨晚”。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国际社会看到了北京的巨大变化。”曾在北京奥组委体育部工作，现任北京市竞赛管理中心主任的海振文，用一组数据证明了万千“奥友”付出的价值，“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北京基本上没什么国际赛事，2009年～2014年间，北京举办的国际赛事比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2008年间举办的赛事总和还要多。”甚至有不少国际赛事都主动找北京，也是在北京奥运会之后，沸雪单板世界滑雪赛就是一个例子，“2009年，国际奥委会市场开发部主席海伯格找到北京市政府，希望北京市能承办这项比赛。当时海伯格表示，北京要是能办好这项比赛，就肯定能举办冬奥会。”

　　5年后，比赛的门票收入翻了近10倍，北京也再次向奥运梦稳步迈进，负责北京市竞赛管理工作和政府赛事筹办举办工作的海振文透露，“冬季项目会成为北京市今后每年规划比赛的重点。”这不仅唤醒了不少“奥友”久违的激情，或许能让更多人患上“奥林匹克综合征”，如任炜在为志愿者培训时，常用以结尾的话：“人的一生能有几次机会代表你的国家？奥运会，就是这样的机会。”

　　本报北京2月1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