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国务院关于“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的消息一经公开，就在体育界内外引起震动。一边，民间办赛力量奔走相告，认为体育演出市场的春天即将到来；而另一边，国家体育总局在巨大的震动之中却一片沉寂，对突如其来的变化讳莫如深。

　　取消审批权，改革力度空前

　　今年4月，著名篮球运动员、全国政协委员姚明“取消赛事审批 激活体育市场”的发言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民间对于办赛审批权放开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对此，掌控着赛事资源的国家体育总局难以做到充耳不闻。

　　就在不到一周之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还在一次会议上对赛事审批改革公开表态，表示体育总局已经拟定了《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重要赛事名录》，对列入名录的赛事活动进行规范，对未列入名录的赛事活动予以放开。“对于在华举办的国际赛事，在执行外事制度、尊重国际体育组织规则的前提下，分A、B、C三类管理，其中C类交由地方管理。”

　　但显然，国务院的部署比国家体育总局的计划改革力度更大。

　　国家体育总局体研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鲍明晓说：“在整个经济转轨的大背景下，中央认为体育产业是有前途的消费点并明确政策。众所周知，此前体育发展突出的是锦标和金牌，体育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普通老百姓享受不到位。此次是由发改委牵头起草政策，不再是体育部门牵头(只是配合)，所以很多提法让人感觉耳目一新。这次针对的都是关键问题，比如赛事审批、电视转播权、大型场馆利用、职业体育联盟等，都是长时间以来大家十分关注的核心问题，这一次在‘部署’中都明确提出来，看得出是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另外，在体育机制和发展方式转变上，‘部署’突出强调了市场的力量来破除条条框框。”

　　对于巨大的变化，一位地方体育局的官员表示“并不突然”，“放开体育表演市场，给商业赛事和群众性赛事‘松绑’，在理念上往前跨了一步。以前都是体育系统自己办赛事，不接地气，很多社会力量无法参与其中。取消赛事审批，在我看来也是必然的，它本身就是社会体育发展的桎梏。”

　　体育社会学家卢元镇表示：“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赛事审批，对于中国体育的发展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这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如果能够推进，对于体育系统内部将是一次撬动。中国的体育改革进行了这么长时间，每次都难以进行下去。一些项目的职业化程度总是不能和世界接轨，也是由于操控赛事审批的既得利益者不肯放弃手中的利益而导致的。”

　　国家体育总局的官员承认，赛事审批确实会滋生腐败、产生垄断，“赛事取消审批总体上来说是进步的，能够推进体育发展和活跃程度，靠垄断批文吃饭的人就会受到影响”。

　　秦皇岛乔氏台球运动推广有限公司负责人乔冰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在此之前，为了获得一项中式八球比赛的批文，他可谓历经磨难。他说：“这预示着产业的春天。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会保证投资者的权益，形成一个全民参与的体育市场。”

　　取消审批，还需政策细化支持

　　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的取消，意味着民间办赛的活力被大幅激发，体育演出市场或将迎来一片繁荣。但在向前迈出这一大步的同时，担心与忧虑也伴随其中。

　　卢元镇就表示，要想100%实现赛事审批的取消，操作起来会有一定难度。“难度主要有两点：一是冠名的问题，目前‘中国’‘中华’的冠名权还在政府手里，如果政府不点头，即便是取消了赛事审批，举办的比赛不能以‘中国’等名字命名，这会影响到比赛吸引赞助等问题。另一个是安保方面的问题，没有政府的红头文件，公安部门是不出警力的，而大型活动如果没有配套的警力的话，活动是不允许举办的。所以说取消赛事审批之后，政府依旧可以在这些方面卡你。”

　　国家体育总局内部也有不同声音，一位官员表示：“像我们下批文的大部分赛事，基本也都是按照企业的安排办。赛事通过审批得到规范管理和提升影响，还是有好处的。社会力量举行大型赛事，安保、消防等方面谁来协调？户外运动等具有专业性、危险性的商业赛事如何规范？出现意外谁来负责？要解决这些问题，显然都有一定难度。但不管怎样，观念要往这方面转，希望相关法规和配套政策能尽快出台，让赛事回归社会和民间之后，既轰轰烈烈，又安全平稳。”

　　北京欧迅体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晓东说：“我预计取消赛事审批之后，中国的体育商业赛事市场可能会乱一阵，但没有关系，因为只要是市场就会有优胜劣汰。”

　　取消赛事审批，并不意味着赛事以后没人管理或不该管理，对此，体育市场繁荣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有模板可供参考——赛事大都由行业协会管理。若朝此方向转变，势必会推进各行业协会的实体化，体育改革将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乔冰说：“失去审批权后，协会如果再不注重发展自己的服务功能，那么其存在就毫无意义。所以协会与政府的脱钩，向服务型社会组织转型势在必行。一旦协会的角色转变，那么实体化也就水到渠成。当然，如何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进程中，就要看社团注册和管理制度的改革能否跟上了。只有大家都可以注册协会，相互竞争，协会才会成为真正为行业服务的组织。”

　　“需要更多具体政策的支持”，这是社会办赛力量的共同呼声。体育部门进行赛事审批时，会有偿提供安保、消防、医疗等方面的服务，虽然价格不低，但至少省去了不少麻烦。如今，体育部门放权，也意味着赛事公司或企业要与更多政府部门打交道，有可能增加时间和经济上的成本。

　　鲍明晓说：“尽管政策的字面上激动人心，但是如何把这些内容落到实处，还需要多方面的配套改革，这也不仅仅是体育部门一家的事情。”欧迅体育副总裁姚振彦也表示：“具体落实还需要细则跟进，从而保护赛事承办者的利益。这也对政府部门提出了很高要求，不能在放权之后办赛成本反而越来越高。”

　　此外，一些地方体育局对于群众性体育赛事有引导资金予以支持，审批取消之后，会涉及到一个资金的问题。一位地方体育局官员表示：“从扶持培育地方品牌，鼓励地方企业的角度出发，引导资金可以调整为奖励资金，对有特点、有影响力的群众性体育赛事予以奖励。但没有硬性规定，难以保证所有地方体育局都有这种服务意识。”

　　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引起了巨大震动，也开启了多种可能，但不管怎样，这对于中国体育而言，至少是向前迈进了重要一步。

　　本报记者 陈晨曦 刘硕阳 范佳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