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初捧起的这座澳网女单冠军奖杯，让李娜的职业生涯又步入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不仅是她个人的第二个大满贯冠军，更使她冲击世界排名第二成为可能。而对于中国偌大的体育系统，李娜此次夺冠同样具有不小的积极意义和启发性。刚刚起步的中国职业体育无疑是幸运的，李娜、丁俊晖等职业运动员的成功经历揭示了职业体育的一些规律，对尚处在萌芽中的中国职业体育来说，这些成功经历都是宝贵的案例。

　　多重模式拓宽成才道路

　　2005年4月，当18岁的丁俊晖在中国公开赛上夺得自己首个排名赛冠军的时候，恐怕他很难忘掉自己两年前为了职业生涯初登英伦时的感觉。2003年，刚到英国威灵堡的丁俊晖必须要学会面对孤独，当时还不会英语的他甚至没法看电视，“春节是让我感到最孤独的时候，有时候我感觉这个世界已经把我遗忘了。”丁俊晖说。幸运的是，丁俊晖最后挺了过来，2005年转为职业选手的他在当年就获得两个排名赛冠军，并一步步取得今天的成就。

　　丁俊晖是典型的由家庭培养成才的运动员，他的斯诺克启蒙、训练、参赛费用起初都由家庭负担。在他12岁那年，为了支持他打球，他的父母甚至卖掉了自己的房子。直到在世界斯诺克大赛打出成绩，他才通过赛事奖金和商业赞助实现了自给自足。在丁俊晖取得成功的带动下，中国有不少家庭效法“丁俊晖模式”，将自己的孩子送至台球桌前。其实又何止台球一个项目，在网球、高尔夫球等高度职业化的体育项目中，“家庭培养”的小球员并不在少数。

　　与丁俊晖相比，李娜的职业化道路却并非那么“彻底”。至少在2003年以前，她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专业选手，而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李娜、郑洁等也只是以专业选手的身份参加职业比赛而已。转变发生在2008年。那一年，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的“单飞政策”为网球选手打开了一扇崭新的门，李娜、郑洁、彭帅等“金花”走上了“自负盈亏”的职业网球之路，从而开拓了广阔的天地。

　　对于丁俊晖、李娜等中国职业体育的“探路者”，外国媒体往往喜欢用“叛逆”等字眼来形容他们的成才之路与传统体制之间的差异。客观地说，“叛逆”一词有些夸张，但他们确实走上了与传统运动员有别的道路，而正是这些多种多样的运动员培养模式，拓宽了当下中国运动员的成才渠道。与传统体制不同，以高度专业化为特征的职业体育培养方式能够细化到运动员的每个细节并加以强化，使得运动员得以免除传统体制的羁绊或者受制于资源上的掣肘。

　　在体育科学研究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鲍明晓看来，李娜的成功让他看到职业化成为为国争光途径的可能。的确，当丁俊晖在多哈亚运会上勇夺三金的时候，当李娜、郑洁在奥运赛场上拼搏的时候，这种可能已经成为现实。

　　职业体育需要“中国特色”

　　丁俊晖、李娜等例子提供了一条成功的道路，但在强调个体的职业体育中，这条道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走通。

　　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认为，这种家庭培养运动员的模式，有不少家长都走入了误区，家长们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孩子，目的过于功利，他们看重的是孩子能带来多少商业上的利益。“其实这是一种赌博，体育的成才率极低，这种让孩子完全离开传统教育模式的赌博式发展方式并不利于中国职业体育的发展。”任海说。

　　在另一边，“单飞”的网球选手也有自己的苦恼。除去不菲的花销，纯市场化的培养方式在我国其实并不成熟，对这些职业运动员来说，不论是伤病恢复还是团队建设，以及商业价值的开发，都会遇到障碍。刚刚单飞的张帅便一直苦于无法建立属于自己的团队。

　　任海认为，中国职业体育的发展与西方不同，西方是“内生”，是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自发而生；中国是“外生”，是在西方的刺激下产生的。因此，中国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东西。

　　李娜等“金花”的成功，便是靠着举国体制的培养方式为她们的成长打下了基础，而职业化的道路选择为她们走向世界创造了条件。今年在澳网闯入女单青少年组四强的孙子玥在由家庭培养出成绩后被吸收入江苏省网球队，反而开始享受体制内打球的便利；而同样进入女单八强的徐诗霖自费在美国训练比赛多年，如今也回国谋求更多的商业赞助。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表示，中国体育职业化的探索遭到批评和诟病，一方面是因工作不到位造成的，另外也有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体制性障碍。“面对这种情况，不顾中国国情生搬硬套国外的经验或模式，蛮干胡来是不行的，”肖天说，“这就需要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职业体育道路。”

　　在中国体育职业化不断向前发展的大潮中，体育人才的培养模式正在丰富，新一代的体育人用他们的实践探寻着中国职业体育发展的内在规律，在按照国际体育规则办事的大背景下，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职业体育发展道路应该是题中之义。

　　本报记者 刘硕阳 李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