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戍    

　　1936年夏，第十一届奥运会(当时称“世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由于1930年代中德邦交良好，希特勒盛情邀请中国派代表团参赛。中国方面也十分重视，组建了一支140余人的庞大代表团。政府拨款17万元予以资助，并派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作为政府代表，以示重视。代表团即将出国时，蒋介石亲自宴请队员并授予旗帜，以资鼓励。这是中国人第三次参加奥运会。第一次是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中国方面只有观察员，没有运动员；第二次是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只派出了刘长春一人参加，未取得任何名次。本届柏林奥运会，中国方面如此重视且准备充分，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储安平对奥运的期待

　　跟随代表团采访奥运的记者共有四人，分别是：中央社冯有真、国际摄影社罗谷孙、《时事新报》记者毛以信，还有一个，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观察》主编储安平。储安平时任《中央日报》记者，原计划于1936年夏赴英留学，恰好《中央日报》需要派记者采访奥运，储安平临时决定，先随代表团赴德采访，再赴英伦读书，这样既可公费乘船，又不必自行办理护照，省去很多麻烦。就这样，储安平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出国采访奥运的记者。

　　1936年7月23日，储安平跟随奥运代表团抵达柏林。他形容车站热烈的欢迎气氛：“欢呼震天，国旗飘扬，这种热烈的情绪和亲爱的空气，真是令人感动得要掉下泪来。”这种盛况不仅是在柏林，可以说在全德国，甚至全欧洲都是空前的：“全德报纸，对我表示好感，尤为空前未有。二十三日当天之B zam M ittag午报，为柏林销路最广之报纸，撰文盛称中国人民民族精神之强，谓中国人民不仅有组织，且能守良好之秩序，此事可于今晨中国选手队抵A nhalter车站之情景中见之。中国此次遣派大批选手人员参加世运，德国政府及其人民，感受无上光荣，自各国选手队抵柏林以来，以中国选手队抵柏林时之情况，最为热烈。……德国人民在车站目睹者，莫不感动下泪，一致举手表示钦佩与欢迎，德国人民至以中国民族如此团结为佩为慰。”

　　奥运开幕的前一天，储安平走在柏林的大街小巷，捕捉德国民众对奥运的态度。他看到满街悬挂着卍字旗，商铺中悬挂着小国旗和奥运五环会旗。火炬和希特勒将要在下午经过街市，柏林几条主干道上从早上开始就站满了人。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老态龙钟的半盲夫人，将小凳放在人群的后面，等待看希特勒经过。更多的人是远道而来，只为一睹希特勒的尊容。他对这些远来的德国人赞叹道：“这些人，有的也许难得来柏林，有的也许从来没有到过柏林。他们都怀着最大的热情，来到他们的京城。他们是来看世界运动会的，然而他们内心里最大的冲动，还是要来拜谒他们元首所在的京都。他们对于他们的国家是何等关切，他们对于他们的元首是何等崇仰，他们一旦从乡间来到京城，精神上是何等的亢奋！”

　　他对奥运开幕式亦充满期待，在之前便先入为主地赞叹道：“全世界人士期望着八月一日这一天的到来，期望着这一个举世无二的大会。第十一届世界运动会的举行，实在还有一种更伟大的动机，为的是对于一种光明公正的精神的崇拜。在这一个会里，我们没有国家的鸿沟，没有种族的歧视。参加的国家世界五大洲都有，参加的种族黄白黑都有，在这个会里，他们都受到同样的待遇，他们都站在平等的地位。这一个大会最大的精神是‘和平’与‘友谊’。……他们前来，为的不是争夺一个金银质的锦标，他们前来，为的是要获得一种荣誉，他们要在他们的精神里，道德里，获取全世界人士的嘉赞。”

　　纳粹奥运的政治使命

　　1936年8月1日，柏林奥运正式开幕。希特勒是整个开幕式的主角，奥运会的中心。当希特勒入场时，万众欢腾，民众疯狂呼喊欢迎。各国运动员列队经过希特勒所在的主席台，奥地利、加拿大、墨西哥、芬兰、匈牙利队全体举起手臂，行纳粹的举手礼，连德国的耿耿于怀的敌人法国亦未例外。希特勒宣读开幕辞，全场数十万观众起立致敬，共同举起手臂。其热烈之程度，在人类历史上亦属罕见。希特勒像神一样，接受全体德国民众的崇拜。其他各国运动员，亦在不同程度上对希特勒表示畏惧的敬意。

　　在希特勒头顶上的记者席观礼的储安平，对于这样一种奥运的观感相当耐人寻味。他这样记录希特勒入场：“我们忽然听到欢声四起，万灯闪烁，原来希特勒一行已经入场，当时军乐声、鼓掌声、欢呼声混成一片……希特勒从大门到司令台。我们只见希特勒举手答礼，可是也同时只听见四周的欢呼声依旧。德国的人民，喊着那样恳切、勇敢、崇仰的声音来欢迎他们的元首。我们只看见几十万条粗壮的胳臂，像铁一样直地平伸着，没有一点颤动，没有一点下斜，他们德意志国民的精神那时就完全在这一条胳臂上，直到希特勒初坐了下来。这几十万条粗壮的胳臂才放下了。”

　　他还记录奥运比赛中德国民众对希特勒的崇拜：“每逢希特勒到场时，四周欢呼震天，而侍立于大门外等候以期得一睹希氏风采者尤众，此辈虽立至一小时之上，亦不他去，德人拥护领袖如此热烈，实令人钦佩。”他为所谓的日耳曼精神深深感染，赞叹德国民众热爱国家拥护领袖的热心。他赞叹德国上下的举国一致，不由得发出一声感慨：“日耳曼民族是何等的精神！”

　　然而，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是百年奥运史上非常特殊的一届。此时，希特勒和纳粹党已经完全攫取了德国的政权。本届奥运会对他们而言，不只是一桩普通的运动会，而是带有非常强烈的政治使命。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受到协约国的制裁被剥夺了参加奥运会的权利，整个国家也被降到二等国的地位。经过十余年的努力，逐渐恢复元气。尤其在希特勒掌权后，国力更加强大，较之过去有更为蓬勃的野心。希特勒决定全力以赴办好这次奥运，希望通过奥运来证明德国强大，雅利安人种族高贵，重建日耳曼民族的尊严。希特勒更希望借助这次奥运来动员广大德国民众，增强民族凝聚力，检验领袖崇拜的效果，为其发动世界大战做准备。因此，他花费巨资建立了史上空前的巨型奥运场馆和一流的配套服务设备，第一次采取从雅典直接传递圣火等新措施。但是，由于希特勒的种族偏见，仇视犹太人和黑人，对参赛的犹太人进行百般阻挠，禁止他们参赛。这些所作所为都和真正的奥运精神背道而驰，许多人认为这是奥运史上一次致命的错误，是一场极权主义奥运会。

　　时代局限背后的民族主义

　　但是，对储安平的观感也不能过分责难。

　　首先这由国人对德国的普遍认识决定。20世纪30年代中德两国保持着极佳的关系，如柯伟林所言：“这种关系并不是建立在对全球性或地区性强权政治的共同兴趣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不考虑共同的战略需要之上。”德国非但派遣军事顾问团作为国民政府的顾问，还在各方面给予中国极大援助。对中国精英而言，德国人严谨、忠诚、服从、守纪律和铁血主义精神，都是值得中国人效仿的优良品质。

　　尤其是，在希特勒统治下德国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更令中国人无比佩服。德国在一战后的《凡尔赛和约》中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整个国家似乎已经陷入绝境。然而，短短不到二十年，德国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德国又恢复到世界头等国家的地位，这是怎样一种神奇的成就？德国民众的爱国心和民族感情亦同时达到鼎盛，这是一种如何神奇的动员力量？中国的命运，与德国相同。近代以来，受到东西方列强的百般欺辱。凡尔赛会议上，虽然是战胜国，却仍未能争取到在山东的合理权益。“九一八”后，整个国家又受到东临小国日本的威胁和凌辱，甚至有一种亡国灭种之忧。德国不是应该成为中国效仿的对象？中国不是也需要出现一个希特勒这样强有力的领袖？中国人不是也应该振作起来，团结起来，像德国人一样热爱领袖、热爱国家，使这个沉睡的千年古国成为东方之雄？

　　因此，储安平在奥运系列报道中赞叹道：“二十年，二十年！仅仅二十年！二十年，在历史上是多么短的一段时间，然而二十年间人事上的变迁是多么惊人。今日的德国再也不是忍气吞声接受凡尔赛和约时的德国了，希特勒先生振臂一呼，世界各国不能不瞠目相视，而让德国仍一继而恢复了他世界头等国家的地位了。我们是中国人，我们问一问自己，我们的振臂一呼在什么时候呢？”由此，他发出了“德国解放了，我们中国如何”这样大大的疑问。

　　第二是个人认识的原因。实际上，我们说柏林奥运是一场极权主义奥运，更多的是一种历史的后见之明。从表象上来看，这场奥运会除了充斥着过度的领袖崇拜以外，种种内幕被掩饰得相当成功，外人根本无从知晓。而且，似乎人们很难相信，这样一场体育盛会能与战争有所关联。尤其是中国人，一直是体育弱国，被称为东亚病夫，竞技事业落后，历次国际比赛中基本都名落孙山，中国运动员亦多受排斥和鄙视。然而，由于中德关系良好，这次奥运会由德国政府盛情邀请，中国代表团受到隆重的欢迎和款待。在中国人看来，这实际是一种空前的礼遇。因此，他们对德国以及希特勒，抱有一种深深的感激态度。对参加这样的盛会，他们视之为无上的荣誉，竭尽全力融入其中，在体育方面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争夺一席之地尚且不暇，更遑论有所反思？当时全中国的报纸杂志上关于柏林奥运，似乎也很少看到质疑的文字。如储安平这样初出国门的知识分子，看到中华民国国旗飘扬在柏林上空，为全世界人民所知，看到中国选手站在世界级的竞技场上与各国运动员同台竞技，最直观的感情只能是感叹、赞美、歌颂。

　　储安平的看法，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其中包含的极端民族主义观念还是值得反思。储安平身处国家危亡的大时代，期盼国家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深切程度，远非我们当代人可以想象。只要可以使中国浴火重生，即使政治上的自由暂时受到压抑，亦非不可容忍；即使个别弱小种族受到排斥，似乎也无关民族解放的宏旨。这种民族主义对自由主义的压抑，在民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中极为普遍。即使在1940年代后期储安平主办《观察》，正式以自由知识分子自命，内心深处仍然未能弃绝这种民族主义。在一度认为蒋介石可以成为中国的希特勒，将中国引领向伟大复兴，但很快看穿这个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之后，他便试着将希望寄托到另一个强者身上。

　　◎韩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