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6月2日电(张尼)“我们坚持了20多年，就是为了给劳工，给中国人争一口气！”87岁高龄的闫玉成在北京对记者说。

　　6月1日，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终于向二战中国受害劳工正式谢罪，并且作为谢罪的表示，向每位受害劳工或是遗属支付10万元人民币。对于三菱公司的谢罪，作为幸存劳工代表的闫玉成表示，赔偿金额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看到认罪态度。

　　6月1日，三位在二战期间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代表与三菱综合材料公司签署和解协议，接受三菱材料的谢罪并达成和解。图为中国受害劳工及遗属代表发言。 中新网记者 金硕 摄

　　70多年前的记忆：

　　——在日本没有吃过一顿饱饭 忍受非人虐待

　　闫玉成原籍为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马坨店乡大夫庄，1944年7月被掳时，他只有15岁，是当时的抗日救国会会员。

　　回忆起70多年前的遭遇，老人说，在被送往日本前，他先是被送去了塘沽，并被押送到大沽口冷冻公司附近的“华北劳工协会收容所”。

　　“在那里我和其他劳工忍受了非人的虐待。” 闫玉成说，当时，晚上睡觉时，他们的衣服全部要脱光收走，第二天早上发还，所有人大小便都要在房间里解决。

　　“收容所里我们吃的是又厚又大蒸不熟的苞米饼子，又没有开水，喝了生水就拉肚子，因为拉肚子死了很多人，我看见用马车横装死尸，上面盖了芦苇，拉了满满一车。”

　　在收容所煎熬了一个多月，闫玉成和其他中国人被押送上了日本货轮“青岛丸”，随后到达日本九州福冈县饭塚市嘉穗郡穗波村“三菱饭冢炭坑”的“日华寮”。在那里，闫玉成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苦难劳工生涯，直到1945年12月被送回中国。

　　“我们主要是在矿井里挖煤，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超过10个小时，日本人一天只给我们吃两顿饭，而且伙食很差，从没吃饱过。”

　　“我们这批人，来的时候有189人，回国的只有166人，23个同胞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死掉了。” 闫玉成告诉中新网(微信公众号：cns2012)记者。

　　闫玉成的经历也是众多被掳往日本劳工的缩影。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约四万名中国人被强掳至日本国内，三菱材料公司前身的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及其下包公司接受了其中的3765名。这些中国人在极其恶劣的劳动条件下，在饥寒交迫中每天被迫从事奴隶劳动。非人的生活、加害者的暴力，伤病得不到任何医治，使得其中的722人死在了日本。

　　如何看待谢罪？

　　——坚持20多年就是为了给劳工争口气

　　闫玉成告诉中新网记者，自己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为对日索赔的事情奔走，为的就是给自己和其他劳工讨一个说法。

　　在经历了20多年的等待后，如今，日本三菱公司终于向二战中国受害劳工谢罪。得知消息后，闫玉成特地从居住地安徽淮南市乘高铁赶到了北京，车程就有4个小时。对于一位87岁的老人来说，这一趟来的不容易，但在闫玉成看来，和自己20多年的坚持来比，这不算什么。

　　“我不看重赔偿金额的多少。”闫玉成说，自己在乎的是日本企业承认事实，承认有罪，并赔礼道歉。

　　“我不是代表我一个人，而是代表全体劳工、全体受害中国人。我们坚持了20多年，就是为了给劳工，给中国人争一口气！” 闫玉成说。

　　对于补偿金，不少受害人的遗属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来自秦皇岛昌黎县的戴秉信告诉记者，自己的父亲当年也是被掳劳工，老人如今已经过世，他只能代替父亲接受三菱公司的谢罪。

　　“我们不在乎钱多少，主要考虑的是对方的态度。70年的委屈，如今终于看到了一点光芒。我希望今后中日能友好合作，我们不仇恨历史，但是也不能忘记历史！”戴秉信说。

　　6月1日，三位在二战期间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代表与三菱综合材料公司签署和解协议，接受三菱材料的谢罪并达成和解。图为中国受害劳工及遗属代表出席中日律师联合记者会。 中新网记者 金硕 摄

　　等不起的谢罪

　　——多数劳工已离世 没能看到道歉

　　虽然，部分中国受害劳工等到了来自三菱公司的道歉，但是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这一天来得还是晚了。

　　“我的父亲没能等到三菱公司谢罪，已经在十几年前去世。”来自河北唐山的马文义告诉中新网记者。

　　马文义的父亲马少槐是当年被掳往日本的劳工之一，据他介绍，上世纪90年代，马少槐还在世时，就已经开始了追讨赔偿。

　　“老人临去世都没有等到这一刻，成为了终生遗憾。”谈到父亲的遭遇，马文义一度哽咽。

　　像马少槐一样的受害劳工不在少数。据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回忆，上世纪90年代时，对三菱索赔案的劳工还有大约200人左右在世，20多年过去了，他们中的大部分没能等到最后的“道歉”便离开了人世。

　　记者了解到，目前，对三菱公司的索赔案中尚健在的劳工只剩下了10余人。

　　对于很多尚未等到加害企业谢罪的老人来说，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而对于还健在的老人来说，他们的心愿也尚没有完全了结。

　　闫玉成告诉记者，他知道，目前很多其他中国劳工以及慰安妇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这也是他这么多年来一直挂念的事情。老人说，“今后如果有需要，我还会参与到其他劳工的索赔工作中，如果有精力有能力，我愿意为劳工问题做到底，服务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