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爱云一下子哭出了声，儿子扭头看见母亲，“眼泪哗哗的”。尚爱云想和儿子说话，警察没允许。“我就想问他，到底是不是他干的？”呼格吉勒图扭过头，不再看母亲。

　　当天中午，尚爱云收到领尸通知单，“老大去收的尸，头上中了两枪”。

　　案发后，尚爱云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儿子犯了什么罪。直到一审开庭，法官当庭判决的声音响起，尚爱云才完整知道儿子的罪行。“那是1996年5月23号”，尚爱云回忆着，几欲泪下。

　　在呼市中院，法院审理查明：1996年4月9日当晚8时40分许，呼格吉勒图酒后到内蒙古第一毛纺织厂宿舍57栋平房西侧的公共厕所处窥视，当听到女厕所内有人解手，便进入女厕所将正在解手的被害人杨某某搂住，后采取捂嘴、扼颈等暴力手段，将其按倒在便坑的矮墙上，扒开衣、裤进行流氓猥亵。后听到外面有动静，便逃离现场。杨某某因其扼颈窒息而当场死亡。

　　审判长苏明宣布：被告人呼格吉勒图，判处死刑。尚爱云听清儿子罪行时，也听清了判决。

　　呼格吉勒图家人在开庭前一直未收到各种“通知”。门金玲表示理解。她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长期研究严打。

　　门金玲告诉记者，严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3年通过的《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

　　该《决定》规定：“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应当及时交付审判，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的关于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期限以及各项传票、通知书送达期限的限制。”

　　该决定是为了“从重从快”打击犯罪。

　　“这是对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不应被侵犯。”门金玲表示。

　　警察感觉不对劲

　　呼格吉勒图被判死刑后，张帆（化名）心里一直打鼓，他觉得认定呼为命案凶手“不对劲儿”。张帆曾是呼市公安局新城分局的警察。1996年4月9日晚，他接到呼格吉勒图和其工友闫峰报警，并看到呼的第一份口供。“这份口供不支持呼为凶手。”

　　呼格吉勒图和闫峰均为呼和浩特卷烟厂职工。案发当晚，两人在外喝酒，闫峰先回车间，呼回家取钥匙。10多分钟后，呼来找闫峰，坚持要他同去女厕，说那里出事了。后两人发现厕内女尸。

　　次日，闫峰出了警局。呼格吉勒图则再没回过家。

　　案发后，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和辖区新城区公安分局多位领导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公共女厕耍流氓杀人”，是严打时期须重点打击和整治的。

　　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又出现一个犯罪高峰。1996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李沛瑶被杀，凶手是他护卫——18岁的武警张金龙。那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治安状况纷纷提出尖锐意见。

　　严打行动由此开启。1996年4月到1997年2月，公安部牵头，成立了“严打办公室”，部长陶驷驹亲任组长，督阵指挥全国公安机关“严打”。

　　呼格吉勒图撞上“枪口”。因为案件恶劣、社会影响力极坏，相关领导指示要抓紧破案。

　　“当时郑局长身上的压力非常大”，一位不愿具名的警察告诉新京报记者，郑润民时任新城区公安分局局长，案发地属新城区辖区。当时，这位警察在郑润民属下任职。据其介绍，“公厕女尸案”发生前不久，郑润民刚刚履新，此前他担任玉泉分局副局长。

　　“案子最初迟迟没有进展，郑局长大发雷霆，逮住负责的民警就是一顿臭骂：你们啥球都弄不成！”这位警察回忆说。

　　1996年5月3日，也即呼格吉勒图案即将开庭审理前，内蒙古自治区“严打”斗争小组考察呼市后，强调此次斗争“时间紧、任务重”，指示呼市政法部门特别是公安机关要发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成为全区表率。

　　“严打”指示之下，公安一马当先，“经常加班，一有案子就连轴转”，上述不愿具名的呼市警察介绍，当时因为时间紧，加上一些民警办案素质不高，“刑讯逼供是常事”。

　　“（受害者）牛仔裤上有三个铆钉，你他妈的不记得了？接下来就是一顿拳脚，打过几回之后，再问疑犯多半会说记得”，当记者问及当时是如何刑讯逼供时，这位“老刑侦”给记者“演示”。

　　辅佐郑润民的是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冯志明，在呼市当地媒体关于此案的报道中，他是一个“金睛火眼”的神探：“两个男的怎么会知道女厕内有女尸？”

　　闫峰回忆说，案发后的第二天早上，他出公安局时，透过门缝看见呼格吉勒图蹲在地上、手被反铐在屋内的暖气管上，头上戴着一顶摩托车头盔（防止自残），面色发黑。

　　案发后第三天，尚爱云接到民警通知，让准备行李送看守所，“床被啊，衣物啊，你儿子招了，警察说。”

　　严打之下的错位关系

　　呼格吉勒图在烟厂的工作，就是把卷好的烟，放到传送带上组装，这是香烟出厂前的最后一道工序，对工人体力要求不大，但需要不断弯腰，它需要工人足够的耐心。在母亲尚爱云眼中，儿子内向，胆小，“邻居老人去世，门口摆几个花圈，呼上下班都是绕着走。”

　　“我宁愿他是出了车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尚爱云生活在指指点点和耻辱中。“呼格吉勒图耍流氓，在女厕把人杀了！”尚爱云总能听见细碎声音在身后响起。

　　尚爱云不信，儿子会做那种事。今年11月16日，尚爱云找到滑力加，以示感谢。这名退休的呼市新城区检察官，是全国第一名呼吁再审呼案的检察官。

　　滑力加认为，检察院当时不应对呼提起公诉。他说，呼案有3大疑点，公安存在主观办案之嫌；缺少直接证据，死者体内精斑未做DNA鉴定；公安涉嫌刑讯逼供。

　　曾有媒体记者获得一份18年前呼案的笔录，该笔录制于1996年5月7日晚上9时20分——即被枪决前一个月，询问人为呼市检察院检察官刘某和彭某。被询问人是呼格吉勒图，呼称自己是无辜的。

　　该媒体报道，在这份共计7页、1500字的笔录中，呼格吉勒图数次表示:“今天我说的全是实话，最开始在公安局讲的也是实话……后来，公安局的人非要让我按照他们的话说，还不让我解手……他们说只要我说了是我杀了人，就可以让我去尿尿……他们还说那个女子其实没有死，说了就可以把我立刻放回家……”

　　在叙述“当晚自己的犯罪事实”时，呼格吉勒图做了如下陈述:“我当晚叫上闫峰到厕所看，是为了看看那个女子是不是已经死了……后来我知道，她其实已经死了，就赶快跑开了……她身上穿的秋衣等特征都是我没有办法之后……猜的、估计的……我没有掐过那个女人……”

• 共3页:
• 上一页
• 1
• 2
• 3
•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