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法二：曲线获利，牟取“股权”。梳理落马金融高管不难发现：有专业知识的“金融精英”，更热衷通过债券交易、股权交换实施间接的利益输送。

　　比如，２０１３年至今，债市利益输送的监管风暴席卷了多家银行、券商、基金。曾任易方达基金固定收益部副总经理的马喜德，涉嫌挪用了投资者的３５亿元资金，但获利是借助２００余次债券买卖，分得２３００余万元。而类似操良玉等人，则靠受赠企业股权、或者退休后再“变现”好处的做法也层出不穷。

　　手法三：以权谋私，非法诈骗。上海市检察院发布的《上海金融检察白皮书》显示，去年上海检察机关查获以出售理财产品为名实施的非法集资案１１件，案值达１５亿余元。其中多有银行、保险金融机构负责人卷入诈骗储户、非法集资。

　　“不少案件反映出金融机构内部机制存在缺陷，突出表现为法律风险防控意识与能力不足，高管‘一支笔’就能拍板。”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宇说。

　　权力高度集中，内部监管和稽查方法手段乏力

　　据记者统计，十八大以来，银行、证券等金融领域落马高管有数十人。仅在银行系统，已有２０名行长级高管落马。部分纪检干部、金融学者认为，权力集中一个人，是“行长落马”背后的腐败深层症结。

　　“一些金融机构的内部监管、稽查方法手段单调，效果不彰。有些监察监督流于形式，暴露问题不彻底、薄弱环节找不全，使一些违规违纪现象长时间积累蔓延。”肖凯说。

　　正是由于缺乏规范，金融腐败发现难、认定难、查证难，乃至伴随“边贪边升”：比如，“落马行长”杨琨在农行省分行行长期间就开始贪腐，后一路升至总行副行长；安徽省农发行原副行长操良玉被查前，贪腐行为已持续十年之久。

　　“落马行长不仅造成贪腐，还扭曲了社会经济格局，大大增加了企业成本。”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指出，个别腐败分子正通过手中掌握的行政审批权和垄断权力，大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获取巨额财富，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群体。

　　在新一轮金融市场化改革中，如何防范更多的高管沦为“硕鼠”，一些学者和纪检干部建言：一是要警惕行长“一支笔”现象，强调资金审批权责合一；二是推进金融市场化，削减贷款“灰色成本”，防止加剧行业成本、不正当竞争；三是建立金融高管的任后审计制度，还要避免信贷权力“期权”化问题。

　　原标题：“签字生财”为何能行其道”背后的金融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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