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中亦不乏如今看来荒诞不经的案例。

　　比如，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1992年审理的孙栓明不服河北省获鹿县公安局收容审查一案，法院多次通知被告到庭，但被告仍以“当地群众对公安机关当被告意见很大”为由，拒绝出庭应诉。

　　比如，在一个区法院1992年审理的11件行政诉讼案件中，有4件是经过省、市委领导批示的。其中，有些领导对法官们的批示显得意味深长：“某某某同志，请你们依法办事。”

　　比如，在一个以河南南阳地区某县县政府为被告的案件中，县长曾公开对审判人员讲：“此案你法院不能受理。”后改口说：“如果政府能赢就受理，如果政府不能赢就不能受理。”

　　尽管调研结果不容乐观，但在由龚祥瑞主编的那份《报告》中，几位作者仍然将《行政诉讼法》的颁布视为“人治时代的终结，法治时代的开始”。他们在书中这样写道：“既然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那么它在施行过程中遇到种种阻力和困难也就可以理解了……问题的关键似乎并不在于行政审判是否‘难’，有多‘难’，因为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真正确立注定要走过一条艰难的道路……问题的关键在于，《行政诉讼法》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是否能够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

　　“在没有外界直接行政干预的情况下，有的法官会自觉去寻求政治正确，服务经济建设”

　　林莉红希望，2014年出版的这份《报告》，能够与1993年那一版《报告》形成某种参照与检验。为此，他们在题目设计时刻意使用了几道当年的原题，其中一道题是：“您认为下列问题是不是行政审判难的原因？”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调查中，有超过六成的受访法官对“行政机关不配合、干预、刁难”这一选项的回答是“是”。而在林莉红组织的这次调研里，这一选项的变化幅度最大，其比例从66.4%下降到47.3%。

　　这一数据在访谈中也得到了部分印证。不止一名法官向林莉红等人证实，“直接受到行政干预的情况不多了”。

　　林莉红对这一转变感触很深，上世纪90年代初期，她曾经亲身经历过一个行政诉讼的案件，被告是一个县公安局，开庭时，局长就坐在下面旁听，结果，就因为不满主审法官的表现，他居然冲上去揍了法官一顿。“应该行政拘留他！”林莉红对法院的朋友说，结果对方称她“太学生气”，“要是公安局把法院包围了怎么办？”

　　“现在的确很少听说有人会公开挑衅司法了，而《行政诉讼法》的出现在这其中起到了重要的威慑作用。”林莉红介绍说，在调查报告中有专门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卷”，其中有一道题是“某行政机关因执法行为被起诉至法院，您怎么看待原告的行为”，结果，88.1%的受访者表示可以理解，认为这是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只有3.0%的受访行政机关人员认为“这是对行政机关的一种挑衅，是蔑视行政机关权威的表现”。

　　但在访谈中，一些法官的表现则让林莉红觉得“含义丰富”。

　　在一个法院调研的时候，林莉红问对方，是否遵守了《行政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

　　“应该受理的都受理了。”

　　“那会不会有些案件会让你们觉得敏感？”

　　“我们这里没有敏感案件。”

　　结果，聊着聊着，这位法官不自觉地吐露实情：“有些案件涉及重点工程和项目运作，你说这个我们怎么管！”

　　“每年法官们都要接受主题教育，在没有外界直接行政干预的情况下，有的法官会自觉去寻求政治正确，服务经济建设，这是一个近年来新出现的现象。”林莉红坦言。

　　武汉大学法学院讲师黄启辉也是这次调研的主要参与者。在分析了包括全国各地32所基层人民法院、8所中级人民法院在内的2009年、2010年一审2767份行政裁判文书之后，黄启辉发现了一些不易被察觉的“规律”。

　　一个数据是，从被诉行政行为的种类看，行政确认和行政登记行为占三分之一强。“它们的特点都是非对抗权力性。就好比我和第三人争夺房产，顺便把房产局也告了。大量都是这种案例。”黄启辉提醒记者注意，《行政诉讼法》制度设计的假想敌其实是直接剥夺相对人权利的行政行为，如公安、工商等部门的“行政处罚”，为的正是让行政诉讼制度发挥“审查权力、制约权力和监督权力的职能”。

　　“20多年来，全国一审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从每年不到1万件增加到十几万件，但在这些增加的案件里，到底有多少案件其实本质上只是民事纠纷，而跟限制权力关系不大？”黄启辉反问道。

• 共3页:
• 上一页
• 1
• 2
• 3
•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