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迪达斯在给本报记者的回复中也印证了施青松的说法。“我们发现一些仿制品故意遮盖了我们公司的商标，但复制了我们的产品设计图案，这同样也侵犯了我们的版权和外观设计专利。”

　　除了认为“绿茵行动”支持了公司打假举措，阿迪达斯还表示，公安部在2012年和2013年组织的“破案会战”和“集群战役”，也均对中国假冒产品的销售网络渠道进行了有效的打击。

　　施青松表示，在企业层面，另一个较大的变化是国内企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也在提高，不仅近几年查到了一些涉及国内企业知识产权造假的案件，同时，到国家海关总署做知识产权备案的国内企业也明显在增加。

　　截至7月2日，本报记者在国家海关总署知识产权保护系统查询显示，目前相关知识产权的备案多达22890条，其中涉及到中国内地企业的备案，已有11811条，占据其中51.60%的份额。

　　另有知情人士对本报记者透露，除了上述造假情况，还有一种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隐性营销侵权。“有一些国内大的品牌，做活动可能没把方案设计好，但实际构成了侵权。”

　　对于国内市场的知识产权造假现象，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去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10万件，2008年～2012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27.8万件，同比上升284.2%。

　　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顺德则对本报记者表示，尽管近几年中国也加大了打击力度，但面临利润诱惑，很多人仍铤而走险，体现为网上的假冒、盗版层出不穷。

　　“这个问题是世界范围内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不是中国的特有问题，但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特别快，规模大、市场大、人也多，使得这个问题显得突出。”李顺德说。

　　与阿迪达斯所述一致，李顺德表示，网络监管与现实监管区别很大，销售不经过固定场所，销售方式分散，而网络销售成本低廉，也加大了打击难度。

　　由此，李顺德建议说，行政监管上，要加大行政执法查处的力度，网络服务商、商务平台也要加强自身监管，此外，还应该加大知识产权的普法教育，使消费者提高自觉性，抵制假冒、盗版产品，使其没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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