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河

　　周立群

　　张贵

　　管清友

　　CFP图

　　京津冀区域经济概念提出已有近30年的时间，但地区协同发展一直步履蹒跚。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座谈会，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重要讲话并提出明确要求，这意味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京津冀三地如何重新定位？产业如何转移、承接、布局？三地怎样才能共同下好协同发展这盘共赢的大棋？带着上述热点问题，《证券时报》记者日前采访了京津冀三地的专家学者：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京津冀规划咨询专家周立群；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贵；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管清友。

　　中国经济增长最具潜力区域

　　● 连线、连片发展是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源

　　● 真正具有创新资源和创新禀赋的是京津冀区域

　　● 区域协同政策将第二次大范围推进国内市场统一

　　《证券时报》记者：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已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在您看来，为什么会在此时将京津冀协同发展提高到如此高度？如何理解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意义？

　　周立群：从表象来看，治理雾霾是重要原因，但从十八大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布局和走向来看，背后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第一，从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看，国际市场变数增多，经济增长乏力。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发展需要寻找新的动力源。连线、连片发展是中央创新思维寻找新动力源的新思路。这表明中国经济发展格局发生了全新变化，由单个城市、单个省份的发展，开始形成连片化、区域化的发展，这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源，也将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版图。

　　第二，市场主体内在的发展需求需要突破现有的行政区划。这也是市场化改革日趋深入的重要特征。从表层看区域合作是政府在动员和启动，实际上是市场主体内在的要求。企业要生存、要发展、要做大，需要寻求新的商机、新的市场，圈在一个省、一个市是不行的。企业面对的市场不是区域性的，而是全国乃至全球的，企业要不断拓展，要进行新的产业投资、其产业链条在不断拉长。企业市场主体间由协作到合作、联动的要求越来越强，进程大大加快。同时，市场主体的需求反过来又倒逼政府积极走出去，寻求新的发展路径，这些构成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内在动力。

　　事实上，京津冀区域经济概念提出已有近30年的时间，但地区协同发展却一直步履蹒跚，就是因为政府和企业当时都没有什么动力。但现在情况却不同了，三地在自身的发展中，都遇到了一个省市空间范围内破解不了的问题：北京的发展已经受到了资源生态环境以及自身发展空间的极大局限，因此，它的很多功能要往外释放、疏解、很多产业要调整或转移，这成为破解它自身难题的一个突破口。天津，在经过近几年的强劲发展后，也出现了资源不足、缺乏后劲的问题，尤其是优质资源和高端资源的不足。至于河北，一直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它面临的主要问题除自身定位不清晰外，还受到京津两大城市的磁吸，优质资源都被吸走了。近10年里，河北的发展战略不断调整，从借助京津两个城市资源来发展，转换为在沿海地区进行突破，也就是曹妃甸和黄骅的突破，但遇到的问题很多，许多预期没有实现。目前河北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压力很大，尤其是重化工业的调整，单靠其自身实力难以自救。可以说，目前京津冀都有利用外部资源来为自己注入新动力进而支撑自身发展的强烈需求，三省市都认识到，不能再走传统“竞争大于合作”的老路，只有合作协同、借势借力发展、共建共享，才能破解各自的难题。

　　马晓河：从战略上讲，京津冀地区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乃至经济中心，特别是在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方面是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无法比拟的。

　　第二，从未来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最具潜力的区域应该在京津冀。借助对外开放的优势，相对于京津冀而言，长三角和珠三角在过去三十多年中获得了优先发展。但与此同时，目前国际上高端产业向发达国家回流、低端产业向低收入国家转移，其造成的影响长三角和珠三角比京津冀要大，因此，这两个区域发展的潜力空间也在降低。

　　第三，从全国来看，京津冀是科技创新和高科技人才集聚的中心，北京和天津集聚了全国最多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未来的经济竞争某种程度上是科技的竞争，科技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所以该区域科技创新的潜力巨大。目前，中国正在酝酿和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而调整和升级的根本就是科技创新、人才至上，在这方面京津冀更有潜力。

　　第四，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处于转型的时期，北京、天津和河北是转型最迫切的地方。该区域是近年来PM2.5和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区域，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治理大气污染最难啃的硬骨头地区。

　　张贵：一定要站在世界前沿高度再次审视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不能只做5年、10年的规划，应该放在30年或更长时间去看。这个区域集聚了中国最富有的科技、人才资源，完全可能打造成世界级的城市创新中心。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形势要求我们必须要走创新之路，而真正具有创新资源和创新禀赋的、比长三角、珠三角更具优势的是京津冀这个区域，只是我们还没有把这种比较优势转化成竞争优势、进而转化为现实竞争力，要实现转化的关键是激活创新资源。如何激活？就要用一体化、协同发展这个重大国家战略。一定要站在这样的高度来看，京津冀不仅仅是这个区域的事情，它代表着我国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方向，也必然带来原有体制、机制的重大创新和改革。

　　管清友：当前习近平主席再一次把区域协同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一弓双箭”的战略格局初步形成。新一届领导的区域战略明显不同于以往的各自为战、粗放发展，而是强调“全国一盘棋”，着力优化结构、协同发展。

　　“一弓”指贯穿我国东部一线的东北老工业振兴基地、京津冀经济圈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片“弓”型区域基本涵盖了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双箭”指横贯我国东西部地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两只箭连接了我国广袤且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

　　“一弓双箭”基本覆盖了我国所有省市区，向东连接东北亚、东南亚、澳大利亚，向西连接中亚、中东、欧洲，不仅是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国际交流的重要窗口，在政治、经济、外交战略上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弓双箭”的战略侧重点并不相同。京津冀经济圈的政治战略比较明显，首先要解决的是首都的安全和环境问题；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外交战略更为突出，目的是解决中国的外交战略突破问题；而长江经济带和东北老工业振兴基地则更侧重经济效益，希望能够成为托底中国经济、推动稳定增长的快速抓手。

　　如果说加入WTO让中国在统一国内市场、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方面迈出了一大步，那么,现在国家正在推进的区域协同政策将第二次大范围推进国内市场的统一,即在推进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打破行政区划的壁垒，实现经济的一体化，从而统一国内市场。

　　协同发展迫切需要顶层设计

　　● 制定整体规划、成立三省市之上的协调机构

　　● 尝试建立京津冀三地统一的首都财税体制

　　● 要真正“破冰”，要在“改”和“转”下功夫

　　● 建议将京津冀作为体制改革的试验区

　　《证券时报》记者：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个大命题，在您看来，破解京津冀协同发展这道难题的关键是什么？

　　马晓河：按照近期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有关提法，京津冀地区在产业分工、基础设施、环境治理等方面要建立城市群联动，在此过程中，重点建立城市间协调管理机制，包括市场和政府间的协调。

　　具体而言，京津冀或许可以借鉴法国巴黎城市群的相关做法。该城市群覆盖了8个省，并建立了协调机构，该协调机构掌握了一定的公共资源，以协调城市群和地区之间的公共服务、公共设施。

　　京津冀是否也可以建立类似的机构？该机构应该有一定的权力，是实的，而非虚的，如可以制订三地的相关发展规划，协调产业之间的合作分工、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环境治理等方面的事情。现在北京和河北之间的发展“鸿沟”相当明显，其重要原因就是行政分割，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距大。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协调机构和协调机制一定要做实。

　　周立群：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个大命题，要真正“破冰”，要在“改”和“转”下功夫。所谓改，就是改革。要从根本上改革和阻碍协同一体化发展的体制障碍。企业竞争发展需要在一个大足球场，需要资源和要素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顺畅流动和配置，区域市场的分割、要素流动的瓶颈是我们要破的、要改的。通过改革尤其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来推动协同、支持合作是协同发展关键。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尤其重要，要放开对企业的种种束缚、打破阻碍要素顺畅流动的樊篱。我们看到，长三角、珠三角发展快于和活于京津冀，在前两个经济区域，这个阻力相对较小。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政府权力下放的问题，涉及到政府政绩评价和发展成果考核评价等一系列改革。所谓转，就是转变发展观。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不能将眼光仅局限在本省、本市范围内。以前搞建设论发展，是“自种自家田”、“自种自收”，今天则要求我们的发展思路要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解决这一问题涉及到多方的利益，需要的不仅仅是改革的勇气和魄力，还需要改革中协调利益的艺术。

　　还想强调的是，由于京津冀是中国行政区划中最具有特点的一个区域，因此，京津冀整体协同发展需要顶层设计，这极为重要，否则会有很多难题破解不了。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国家发改委制定出台长久的整体规划，以保证地区的持续发展。二是一定要成立三省市之上的协调机构。协调机构可有两种路径产生，如长三角是自发形成，还有就是利用政府的权力自上而下的形成。我希望在京津冀能用两种形式结合产生协调机构。

　　管清友：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几个问题需要尽快落实并落地。

　　首先，充分发挥领导小组的作用。在我国现行行政体制下，领导人推动，专门机构协调督促落实还是一种非常行之有效的方式。综合考虑改革与发展的多方面因素，中央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京津冀三地领导参加。可仿照西部大开发办公室的经验，作为非常设机构，办公室在完成历史使命后予以撤销。

　　其次，充分发挥规划的作用。针对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要制定短、中、长三个时间层次的规划，明确协同发展目标、时间表和路线图。短期规划建议与“十二五”规划衔接和匹配，并纳入“十三五”规划，保证进度统一，并在2014年年内推出短期规划，明确思路，引导预期，形成共识。短期规划线条可以粗，但思路必须明。

　　再次，充分发挥改革的作用。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建议将京津冀作为体制改革的试验区，全国性的体制改革可以在这一区域先行先试。中央应给予京津冀更大权限，鼓励京津冀在财税、金融、户籍、社保、教育等方面做更多探索，迈出更大步伐，打造新时期的经济特区，为下一步改革积累经验、创造条件。这势必也将极大鼓舞国人的士气，增强对改革的信心。

　　张贵：京津冀协同发展最大的制约瓶颈，是没有构建成一个富有活力、统一性、区域性市场。表现为生产要素只能为地方服务，不能为区域服务，不能自由流动和迅速集结，生产活动不能对接协作，更不能互补互助。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四个：体制机制束缚经济发展，地方保护严重；国有企业占比比较大，民营资本比较少；特大企业比较多，中小微企业比较少；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区域性的市场游戏规则。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现有体制和机制束缚。

　　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中要加快体制改革。一是改革财政税收体制，目前在分税制下，地方只为一方谋福利，为此，加大投资、争项目，增税收，这是无可厚非的。至于改革的方向，我们不妨大胆做些尝试和突破，尝试建立一个京津冀三地统一的首都财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各地不必为哪个企业到哪注册、在哪设分公司争论不下，而是尊重企业根据自身的需求做选择。政府的任务是要提供好的公共服务、搭建好的平台、营造好的环境，尊重市场的选择。当然，为了保证首都财政的实施，还要进行第二方面的改革，即行政考核体制改革。这涉及官员的考核、评价、擢升等，涉及到组织部等多个部门。在对官员的考核中要增加对经济转型、教育的关注，贫困人口、福利等方面的指标，这样地方官员就会真正考虑到当地的民生、社会的良性发展，而不是只是单纯地引项目、拉企业。

　　应该尽快出台“三规合一”的整体规划，包括发改委负责的宏观发展规划，国土资源部的国土规划及住建部的城镇规划。整体规划中有关项目规划至少要明确设计到京津冀一省二市、包括河北的11个设区市这个层面，要明确各个地方的功能、产业定位。此外，还需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作为保障，这个组织机构要足够权威，权力要足够大。

　　三地要学会换位思考

　　● 京津冀地区间在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方面落差很大

　　● 京津冀协同发展对整个地区的要求是“减法”、是疏解功能

　　● 各地要跳出当前各自的利益，从区域内角度通盘考虑

　　《证券时报》记者：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京津冀有自己的哪些地情？由地情所致，北京、天津、河北各自应以什么样的心态、姿态来面对协同发展？

　　周立群：京津冀是一个高地和洼地并存的地区，地区间在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方面落差很大。这里既包括了中国财富的高地，也包括了诸多的贫困县，环京津有一条贫困带。而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水平较均衡，发达城市在产业转移时，由于落差不大，可以由大城市转向中等城市，中等城市转向小城市。但京津冀地区由于落差很大，北京的很多功能要往外拓展时，往往承接的城市人员素质和产业基础较差而导致无法有效对接。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高地带洼地，富区带穷区的问题，这是一大难题。

　　首先我想说的是，逼着北京“割肉”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各省市要学会“换位思考”。要多想对方需要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只有了解把握好对方的发展需求，对接起来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以北京为例，北京要打造世界城市，不能孤立发展，需要一个依托体系，否则没有根基。京津冀就是它的依托体系。北京要重新审视自己，打造世界城市，自己的依托体系非常重要，在将自己做高、做强的同时，也要重新审视如何把首都的支撑体系做大、做厚、做强。

　　马晓河：在总的城市群架构上，京津冀与长三角、珠三角不同。长三角地区是单核，上海是一个中心，珠三角则是多核多中心；京津冀则是双核，北京天津都是千万人口的世界级的国际大城市，这也是京津冀的特点。

　　过去京津冀三地的发展都是自己管自己，先顾自己发展，不考虑是否影响别的城市发展，也不考虑是否会造成大气污染。现在京津冀的发展到了要互相联动、自己的发展要顾及对方和包容环境的时候，发展能对协同方产生正效应而非负效应。比如河北大量发展一些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这就会污染北京和天津；而北京和天津为了增加GDP大力搞制造业如汽车、钢铁、重加工业等，这既与河北形成竞争，也造成了大气污染。

　　长三角、珠三角的产业分工比较明显、是梯度的，如核心制造、零部件制造、原材料配套。过去北京、天津和周边的产业分工没有那么明显，原因之一是北京和天津、北京和河北之间的城市发展差距太大，北京的发展有些高高在上，和周边很难对接，其中原因既有行政壁垒也有产业梯级太大、很难配套，要配套河北只能发展牛奶、粮食、蔬菜等，在制造业上发展与京津关联度不大的低端制造。即使是北京有些高端制造能转到河北，河北的人才、环境、技术和公共服务也难以配套，这就造成城市之间的产业断裂。不过，但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河北的产业已经提升档次。所以，目前京津两地的产业向河北迁移，河北完全可以承接。如果北京和周边都用轻轨串起来，北京的相关科研人员可到河北等地工作就会更方便，或者北京一些人可以在北京工作，居住生活到北京的周边河北城市。

　　张贵：京津冀区域内产业转移、功能疏解、承接，要在大层面上做通盘长久的考虑。各地要跳出当前各自的利益，从区域内角度通盘考虑。一定要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结合在一起，北京的人口疏解出来后，北京优质资源就要相应延伸过来，如教育、医疗、养老和公共服务，同时产业也要跟过来，否则就又成了“睡城”。这里面强调“三换”：一换是空间换发展。北京转移五类产业，不能光是工业制造业转移，有部分高端产业也要转移出来，这主要涉及增量，毕竟存量很难转移，在增量转移过程中，基本实现公共服务的同城化、均等化，至少差异不会太大的情况下，北京的相关产业、人口就愿意过来，这方面天津比河北更有优势，通过这种转移、承担，暂时缓解北京交通、人口、环境压力。同时，天津、河北通过交换，产业得到提升，特别是河北受益最大。二换是速度换距离。我们要建250km/h、300km/h的高铁，压缩空间距离，实现零换程，无缝对接。高铁是我们的优势，目前在世界上只有中国才能实现，我们要建设“轨道上的城市群”，实现同城化。现在北京大饼摊得很大，生态自然破坏严重，无法修复，必须找到一个生态修复建设区，而与北京有一百多公里距离的保定，武清最为合适。要压缩空间距离，我们就要另走高铁，不能依托现在的交通体系。这种速度换来的是经济大格局的变化。三换是功能换未来。北京及天津的部分优质资源和功能在产业转移过程中，要一并转移出来、延伸出来。改变目前的单个企业转移一事一议的现状，要做成区域性普惠制度，要素就会自由选择和流动，这种功能延伸换来的是同城的均等、普惠，带来的是整个区域协同发展的明天和未来。

　　管清友：应该看到，京津冀协同发展对每一个地区的定位和要求是不一样的，但总体上，京津冀协同发展对整个地区的要求是“减法”、是疏解功能。无论是产业布局、优化，还是产业转移、过剩化解，甚至简政放权等方面，趋势都是“减法”。

　　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的疏解是做减法、化解过剩产能是做减法，河北的思路也需要转变为做优做强企业、吸引民营企业、吸收民营资本等方面，而不是继续延续过去的铺摊子、上项目等“加法”。推进区域协同发展不是简单的加减法，而是整体要做减法，降低各地对市场设置的行政性限制，确保商品、资本、人口的自由流动。

　　产业要有分工不能同构

　　● 北京主要涉及五类产业的转移

　　● 天津可以定位于发展现代装备制造

　　● 河北在承接京津功能疏解的过程中需要差别定位

　　《证券时报》记者：现在北京已有企业转移到河北，河北一些城市也兴建了一批产业园区，准备承接、对接北京转移出来的产业。在您看来，京津冀三地的产业应如何转移？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问题？三地功能如何定位？产业又应如何重新布局？

　　马晓河：在城市定位方面，要把京津冀建成中国最具增长潜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产业要有分工，不能同构。

　　目前来看，北京、天津和河北的产业都应该重新定位。如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世界级古都和现代化特大城市，因此，应该将重加工、污染的化工、钢铁产业迁出北京，定位为国家重要的交通枢纽（包括铁路、高速公路、航空），高端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地，研发软件服务，重点发展金融、商贸、文化旅游甚至一些现代服务业。总而言之，北京的产业结构不能重型化，有些零部件不应在北京生产，如重加工、汽车零部件都应该向周边分散，将来就是个研发地、科技孵化基地，以此向周边辐射。

　　天津可以定位于发展现代装备制造，包括电子信息、汽车、医药化工、新能源、环保设备、国际航运、物流等。

　　河北首先是绿色和生态的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为北京和天津两个大城市提供优质农副产品；其次是先进制造而非落后制造，即不能有污染，还包括为北京和天津的发展留下一些后备空间；另外一个核心的功能定位是保障北京和天津的生态，尤其是北部，要建立生态屏障。

　　总体来说，河北既是京津的后花园、旅游休假地，又是产业转移承接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基地。而且，河北的先进制造并非要新发展，而是从北京和天津转移过去，其原来本身的制造业，一部分落后的可以淘汰，另一部分通过改造升级变成先进制造。现在河北的问题是产业太重，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化工等产业的排放太多，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应该把钢铁、水泥、燃煤、化工等污染大的产业逐步淘汰，之后再承接北京天津转移过来的轻型产业，即淘汰一部分、承接一部分。

　　在产业链分工方面，国际产业分工像个微笑型曲线，中间低两边高，其中左边是研发设计、标准制定等，右边是市场销售、品牌服务等，中间是加工制造。在这些产业链结构中，很难说北京和天津谁在左端谁在右端，要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来定，一边是产前一边是产后。因此，从分工上讲，北京和天津应该是在微笑型曲线的两端，河北在中间，淘汰落后工艺及落后的制造业，发展先进工艺和先进制造业。

　　管清友：以河北来说，河北在承接京津功能疏解的过程中需要差别定位。

　　首先是推动京津冀沿海大自贸区建设。把河北东部沿海经济带纳入京津冀大自贸区，培育河北最核心的经济增长极。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港口作用，主动对接京津、尤其是天津滨海新区，尽管天津港的自然条件不如河北的一些港口，但是天津港的腹地比河北港口大很多。

　　其次是重点建设京津周边的卫星城建设。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宜搞什么副中心的名头，而是打破行政层级，发挥本地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生活、旅游、休闲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在城际铁路的连接之下，中小城镇可以成为京津人口转移的首选地。

　　三是明确张家口、承德等地的生态功能、旅游城市定位。借助京张联合承办冬奥会、国家大力治理环境污染的优势，加快生活、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迅速为这些城市打上生态、旅游的标签，吸引高端人群居住创业。

　　张贵：产业转移，即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我认为天津五年后也会像北京一样，遇到城市功能疏解的问题，因此需要通盘一并考虑。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主要涉及五类产业的转移：一是三高一低产业，主要是二产，2013年它在北京整个GDP占比不到1/5，产业转移不能仅盯着这块，毕竟其体量太小，即使全部给河北其带动作用也十分有限；二是具有一定附加值和无形资产的产业，高校、医院、养老等；三是附加值不高，但能够引来大量人口流动和集聚的产业、如动批、大红门等区域性批发市场；四是，一部分央企、外资的总部；五是一部分行政事业单位，主是是非首都功能性的，这部分很少。产业转移主要集中在前四类，这些产业中哪些是真正适合区域发展的？并非目前看到的将大红门迁到白沟、凌云迁到河北邯郸这般简单。以后者为例，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因为凌云属于“三高一低”的企业，搬到河北邯郸只是解决了雾霾晚几个小时到北京的问题，从根本上并不解决问题。这样的企业不利于北京、也不利于河北，其出路是关停并转，这里的“转”包括转型与转移两个含义。至于为什么还有地方承接它，这恐怕是市长、县长的选择，不是市场的选择。

　　周立群：就京津冀的产业转移来说，实际上有多种形态：一是实体产业和存量整体转移，如首钢整体搬迁，这是个产业平移的过程，当然在转移过程中产业也要升级。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京津两城市会有部分产业平移，河北要做好这部分产业的承接。二是，产业链延伸。总部不动，其生产基地向外延伸，这是一种增量的扩张和延伸，这种情况会比较多，天津、河北对接要特别注意这个环节，三是，功能拓展。北京需要强有力的区域网络和服务体系，功能的拓展和相互对接，不仅可以放大首都功能，也把津冀的功能释放出来了。

　　针对产业转移的不同形式，要做好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产业承接点、产业延伸点，功能拓展点，这是个共赢的过程。不要想着掏空北京，实际上这是做强北京。要做到这点，我们的视野就不能是本市、本省的，必须有一个区域观，准确把握京津冀的需求。

　　创建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

　　● 应该有选择、有重点、分步式地推进

　　● 必须建立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

　　● 核心问题是处理好京津双城关系，唱好京津“双城记”

　　● 长期看必须分清政府和市场的作用

　　《证券时报》记者：在京津冀三地，其功能定位明确后，在协同发展路径选择上，还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管清友：京津冀协同发展，当前急需政府打破行政区划对基础设施的垄断，实现交通一体化。这里需要强调一下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短期看，中央高层的推动、发展规划的出台意义重大；但长期看，必须分清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当前政府需要做的是打破行政区划对基础设施的垄断，实现交通、设施等一体化，并且按照产业和城市发展规律制定战略性产业规划，而在其他绝大多数微观经济决策上，更需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张贵：目前，国家层面的整体规划还没有出台，一些地方的一些城市就迫不急待地出台了自己的规划，如前期河北某些地方，这是不合适的。因为，在顶层设计没有制定出台之前，地方擅自出台自己的规划，容易形成市场的不确定性导向，带来不确定性的信息。在顶层设计尚未出台这段空白期，地方不要急于出台什么规划。地方政府现在可以做自己能做的事情，一定要冷静思考一下自己到底能做什么，自己有什么、自己缺什么、自己的优势、劣势在哪里？北京愿意转什么？自己愿意接什么？这个要想清楚，搞明白。

　　京津冀协同发展再次启动，就不能重复原来的开发模式，一哄而上，跑部进京拉项目，相互砸价，恶性竞争。但目前来看，有些地方还重复着30多年前改革开放初期的场景，园区饥不择食地找项目，项目落地后发现与园区定位并不吻合，造成土地、资本、人才资源的浪费和破坏。

　　在三地在协同发展过程中，不能一哄而上、全面开花。应该有选择、有重点、分步式地推进。这方面国外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有重点分步推进的好处在于，不至于走过多弯路，能集中精力办大事。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各地信息应该公开透明，如，北京可建立信息平台，信息公开披露，明确自己要转出什么？河北也可以信息公开，明确自己要承接什么？不承接什么？一定要有一个清单，特别是不承接什么，这个是政府可以做的。另外，要把自己的承接能力提高上去，加快园区配套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这是地方政府现在可以做的，是利地、利民的事情。

　　京津冀协同发展这盘棋不是在几个月、几年能够下完的。世界大城市都市圈的发展历程表明，这一般要经历30年的调整才能到位，甚至有的长达50年。如果我们急于2、3年或5年任期内搞起来，因为太快、没有充分思考，没有充分论证，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因此一定要慎重，要冷静。

　　马晓河：首先，实现三地协同发展必须建立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路水电气网都应该按照城市群内部统一标准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也要考虑在三地之间的可转移可接续问题，这实质上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怎么实现同城化。

　　在产业发展方面，河北在淘汰一部分高污染产业或落后产能的时候，要迅速承接一部分从北京天津转移过来的先进制造业，填补相关缺口，以避免产生相关的经济社会震荡。如果这个缺口填补不及时，河北的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影响。目前来看，此项工作还没有建立起来，应该抓紧进行协调。

　　周立群：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京津双城关系。要打好京津冀这张牌，首先要唱好京津“双城记”。京津双城关系在整个京津冀乃至环渤海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是最关键，最核心的，需先行，通过京津双城的联动，来带动河北的发展。此外，要鼓励三省市、一直到区县的协同探索创新，激发市场的活力，真正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京津冀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较重，政府管理部门密集，而且层次较高，如何打破这种格局，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步伐，让区域内要素顺畅流动，也是一篇大文章。破解这个难题，需要大力培育市场主体，发展民营经济的冲击力，激发市场活力。

　　设立基金为区域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 设立京津冀协同发展基金

　　● 建立三地统一的产业转移和共建基金

　　● 建立产业创新基金

　　● 尽快酝酿和谋划建立生态补偿基金

　　《证券时报》记者：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产业转移、公共设施共建、环境治理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您认为，如何解决这些资金需求？

　　马晓河：能否从三地的GDP或财政收入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设立京津冀协同发展基金，专门用于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如城际间的管网、铁路、轻轨、高速公路及信息联通等，以避免出现横在城市间的“鸿沟”，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先行的交通一体化提供资金保障。

　　张贵：应建立三地统一的产业转移和共建基金。资金主要有五个来源：京津冀三主体、中央和市场。如河北承接北京转移过来的产业，应该两地共建产业转移基金，由于京津冀区域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发展，应该由财政转移支付一部分，做基本的公共产品，还有就是公共服务向社会购买，即借助市场的力量，引导大量的社会民间资本进入，他们最知道市场需求在哪里？也是最富有效率的。

　　还有，要建立产业创新基金。京津双城联动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而京津最核心的是科技新干线，要将京津打造成创新共同体。这里涉及到的是28个省级以上园区，23个城镇，国土面积达8000多平方公里，这是个核心区，优质资源都集中在里面，能否将之打造成世界级的科技产业带，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而要打造世界级的科技产业，就要建立产业创新基金，通过基金的运作来激活资源，引领创新。基金的发起人可以是政府，也可以引进战略投资者，采用市场化运作，基金主要投向新能源、新材料、机器人、航空航天、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等产业，这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周立群：协同发展意味着三地的产业转移和要素流动将加大，同时对环境的共同治理力度也将加大。为支持这一变动需要金融支持，应尽快酝酿和谋划建立区域性产业转移或合作基金和生态补偿基金。通过这一途径动员、筹措社会资源，支持区域发展。同时这也一个区域金融创新的契机，与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一致。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与引导下，基金的设立筹措主要依靠市场，包括社会资本以及国际资本，基金采用市场化方式运作。我们现在完全具备这种能力，社会资金很多，只要机制健全，基金的规模能够做得很大，将有力地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进程。（国际金融报、证券时报联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