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我国公民死亡后捐献器官的数量超过过去4年捐献的总量。越来越多的人报名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但相对于器官移植需求巨大的缺口，这仍然只是杯水车薪。

　　协调员——实现捐献器官遗愿者还不太多

　　临近中午，高敏在一家医院内约见有意捐献器官的患者。此前她一直与对方保持电话联系，回答了关于器官捐献的一些问题。“从电话中可以听出，对方有身后捐献器官的意愿。”高敏说，潜在的捐献志愿者除了担心家庭成员会有顾虑外，也希望更多地了解捐献流程，真正实现无偿捐献的愿望。

　　据统计，我国每年急需器官移植的病例约为30万例，而器官移植手术却仅为1万余例。尽力弥合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是高敏和同事们的主要工作。作为广东省深圳市红十字会下属的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从事器官协调工作已经有9年时间。

　　2005年12月，深圳市红十字会接到一个来自湖北省天门市的电话。打电话的是一位交通事故死亡者的家属，希望完成逝者的遗愿，实现器官捐献。当时，全国仅有深圳市出台了《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在国内其他地方，器官捐献的相关工作都还没有开展。

　　通过电话，高敏协调了湖北、上海、深圳的医疗机构，经过配型比对，成功将捐献者的肝、肾、角膜分别移植到3位少年体内。时隔9年，高敏仍清楚记得这位捐献者的名字。她说：“通过我的协调，帮助她实现了器官捐献的愿望。我感到很荣幸。”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主动与高敏联系，希望死亡后捐献器官。“表达意愿的人虽然多，但在器官捐献协议书上签字的人并不多。”高敏说，即便捐献者有明确的捐献意愿，但能否捐赠成功还取决于家庭的态度。

　　前不久，高敏从一家医院获悉，一位病情危重患者希望身后能够捐献器官。当她急匆匆赶往医院进行协调时，在ICU门口见到患者的20多位亲属已经在进行讨论。“患者的父母、妻子对器官捐献持支持态度，但患者的哥哥、姐姐却不同意。”高敏说，由于意见没有统一，患者最终未能实现捐献器官的遗愿。

　　“这样的案例经常遇到，一旦亲属表示反对，捐献便无法进行。”高敏说，受传统观念影响，人们普遍认为过世后身体应保持完整，很难迈过心理这道坎。

　　捐献者的父亲——亲友的不理解仍如影随形

　　2012年1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阳朔县农民何先航12岁的女儿何玥因肿瘤扩散至脑部组织去世。去世前，何玥留下遗愿，要将器官捐献给有需要的患者。

　　何先航对女儿的决定感到很震惊，从未听说过器官捐献的他不知道女儿为何会有这一想法，但凭着对女儿的爱，他还是按照她的遗愿联系了桂林市红十字会，将她的2个肾、1个肝，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捐给了3位患重病的患者。何玥也成为广西第2例、桂林市第1例生前自愿捐献器官的捐献者，被评为“2012年感动中国人物”。

　　此后，何先航把微信上的名字改成了“倔强父亲”。女儿去世后，何先航一直处于人生的低谷，周围亲友的不理解，至今一直伴随着他。“特别是在农村，对器官捐献比较忌讳。”何先航说。

　　一直思念女儿的何先航逐步参与到器官捐献的事业中，他用社会各界捐赠的爱心善款建立了一个以何玥命名的爱心基金，帮助需要器官移植的贫困患儿。去年，中央文明办向他发放了10万元帮扶金，他也没有用于偿还债务，而是在家乡修了两条道路并资助贫困学生。

　　何先航在打工维持生计之余，也在关注着和他一样的器官捐献者家庭。“今年5月，桂林市一位小伙子死亡后捐献了心脏，我之前还去看望过他和他的家人。”何先航说，希望通过做这些事情，让自己的心灵有所寄托。

　　何先航说，他已经在器官捐献协议书上签了字，正式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

　　受益者——希望今后能捐献器官

　　“如果我的器官能够帮助其他的人，我也希望今后能捐献器官。”吴玥，一名27岁的女孩，她的生命因为一位捐献者而得以延续。捐献器官的孩子来自广西桂林，而吴玥生活在江苏南京。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两个生命因此有了交集。

　　去年5月，吴玥被诊断患有肺淋巴管平滑肌瘤，需要进行双肺移植。随后她在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登记，排队等待器官移植。当时，吴玥看到，等待移植的名单有长长的一串。“我是A型血，前面至少排了8个人。”

　　可供移植的器官资源十分稀缺，吴玥时常怀疑自己能不能等到移植手术的那一天。去年8月，吴玥的父母接到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肺移植中心主任陈静瑜的电话。陈静瑜在电话中说，根据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的信息，广西一位捐献者的器官与吴玥配型成功，询问是否接受移植。

　　“肺与其他器官不一样，运输时间过长容易感染，肺源取下必须5个小时内送到无锡，马上进行移植手术，不然肺功能会受影响。”因此，陈静瑜只给吴玥及其父母2个小时的时间做决定，同时也确保其他排队患者有公平接受移植的机会。在此之前，陈静瑜已经按顺序联系了排位在先的多位配型成功患者，他们均无法负担20多万元的移植器官包机费用。如果2个小时内，吴玥及其父母没有做出决定，陈静瑜将通知下一位排队的患者。

　　尽管器官是无偿捐献，但器官移植过程中所产生的保存、运输成本，仍需由器官移植受益者承担。在此之前，吴玥的父母只是凑够了移植手术的费用，然而考虑到肺源紧张，吴玥的父母赶紧答应下来。

　　成功的双肺移植手术改变了吴玥只能卧床吸氧的生活状态。如今，她已经能正常活动、跳舞，还打算明年找份工作，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

　　移植医生——希望更多人参与到器官捐献中来

　　然而，并非所有等待器官移植的人都像吴玥一样幸运，能及时获得合适的器官。“就在上个月，病房内已经有5个人因为没有等到肺源去世。”陈静瑜说，还有30多位患者正在等待肺源，一些患者已经要靠呼吸机维持生存了。

　　陈静瑜说，无锡市人民医院肺移植中心在2010年被卫生部指定为全国肺移植数据中心，今年到目前为止，已做了90多例肺移植手术，今年有望突破百例，但病房内等待肺源的患者还很多。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器官捐献的数量太少。比如，无锡市2011年被确定为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城市，4年来全市仅实现了10例人体器官捐献。

　　据陈静瑜介绍，除了肺移植外，早在2011年，无锡市人民医院的肝、肾、心脏器官移植项目获得卫生部准入试点资质，但由于缺乏供体和受体，这3个项目因为手术例数达不到要求，目前已经被取消了相应移植资质。“这就意味着医院在重新取得资质前不能再做器官移植手术。而当地患者就不得不奔波外地求医。”

　　“年近岁末，病房内几十个患者仍在苦苦等待合适肺源，目前全国每月有130例心脑死亡器官捐献，希望有合适的肺源能挽救13岁小女孩雪珂和15岁的女孩佳雯。”12月16日，陈静瑜的一则微博再次被大量转发。此前他曾在微博上直播肺移植手术，向航空公司求助，为捐献的器官提供生命救护的绿色通道。

　　陈静瑜表示，在器官供需不平衡的情况下，要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就需要更多人参与到器官捐献事业中来。

　　志愿者——器官捐献是延续生命、奉献爱心的事业

　　2010年，深圳市红十字会成立了器官捐献志愿者服务队。服务队队长赖嘉河在前不久受到表彰时，希望市领导带头填写器官捐献登记表。

　　目前，深圳市器官捐献志愿者服务队共有200多名成员，这些成员都是器官志愿捐献者。他们分布在深圳市的各个行业，通过宣传争取更多市民对器官捐献工作的认同与支持，同时为捐献者及捐献者家属提供服务，完善器官捐献工作。

　　“现在深圳市不需要互助献血，通过无偿献血完全能够满足医疗需求。”赖嘉河自豪地提到，他以前是深圳市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从1993年第一辆无偿献血宣传车开上街头，到如今广大市民踊跃献血，深圳市从此不再有医疗用血紧张的问题。

　　赖嘉河对器官捐献事业充满信心，认为无偿献血的今天就是器官捐献的明天。“器官捐献是延续生命、奉献爱心的事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但在我国，这一事业还处在刚刚起步阶段，同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差距还很大。”赖嘉河说，他从深圳殡仪馆了解到，每年深圳市有上万人去世，其中哪怕是很小一部分人愿意身后捐献器官，将会挽救很多患者的生命。赖嘉河告诉记者，他曾经问过身边的无偿献血志愿者，很多人都愿意身后捐献器官帮助别人，只是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个愿望，这就需要更广泛地宣传。

　　赖嘉河告诉记者，他的钱包里一直带着一张黄色器官捐献卡，上面有他的签名和女儿的联系电话，以备在遭遇突发事件不幸离开人世时，红十字会能及时联系到他的家人，帮助他完成器官捐献的愿望。2006年，赖嘉河的父亲因病离开人世，身后捐出了角膜，帮助两位眼病患者重见光明。（记者 叶龙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