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果断取消了延续多年的学生“托管收费”之后，广州上月做出了给予孩子托管每人每天2元的财政补贴的决定。本月，教育部门又出台《广州市小学生课后在校托管工作指引(征求意见稿)》。这一系列举措，应该是政府为普惠民生打出的一套组合拳。

　　不要小看小小2元钱的补贴，正是有了这项政府支出的财政保障，才能让这一系列惠民政策真正能够落地。小孩托管特别是午休时间的托管，在双职工家庭中，需求潜力是巨大的。城市的发展增加着城市安全环境的控制难度；城市的扩张也增加着人们的家庭与工作和求学地点的距离。孩子托管因此成为困扰许多城市居民的难题。诚然，有需求就有市场，在有关治理规定出台之前，不少未经资质审核的民间托管机构，也应运而生。然而，这类机构良莠不齐，且以营利为目的，故而托管收费相当混乱，从而使得看似普通的“孩子托管”之事，留下许多隐患。

　　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规，未成年人不应离开监护人的监护，而坊间的所谓孩子托管机构，是不能完全承担所托管孩子监护人的监护责任的。故此，未经一定法律手续的“孩子托管”机构，实际是游走于法律边缘的“非法盈利机构”。而《广州市小学生课后在校托管工作指引(征求意见稿)》明确要求学校担当孩子课后一段时间的监护人角色，毫无疑问，是首先试图在法律层面，彻底解决相关问题。

　　按照该指引，小学生课后在校托管采取“学生自愿、家长委托、学校统筹、相对集中”的方式。在校托管充分体现自愿性原则，由学生家长根据家庭实际需要自由选择，并向学校提出书面委托申请，学校审核同意并与家长签订托管协议后，学生方可参加托管。结合配套的政策，新的“孩子托管”模式，是一种具有财政补贴的带有家长自治管理性质的公共服务模式，这种形式放在制度创新层面上看，是城市未成年人保护制度的一种进步。

　　当然，在这种“规定动作”之下，学校法人的责任将大大增加，学校的人力和资源成本，也因此大大提升。就目前坊间的议论看来，家长们对“学校托管”新做法的主流意见是支持的。但学校方面的看法，则有所不同。因为，这一做法显然增加了部分教师的管理和精神负担。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可能除了制订硬性的规定之外，还应当允许学校参照“政府雇员”聘用的办法，允许学校探索自我配套必要的辅助性教职人员，专门承担“学生托管”的工作。事实上，“学生托管”对于学校来说，属于社会公共服务范畴的工作，应该由专业的社工人员去担当，这才不是权宜之计。显然，要持之以恒地使这项惠民措施变成具有城市特色的民享福祉，制度创新的步子，还可以迈得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