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芳，21岁，湖北黄冈市黄州区陈策楼镇单家堑村人，武汉生物工程学院财务管理专业大三学生。今年7月29日，周小芳的弟弟周方正以超过校线88分的成绩，考上当地名校黄州一中，但随后被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为节省住院费用，一家人在医院附近租房住下。每天上午送弟弟去医院后，周小芳下午会到菜市场卖红薯，也因此被人质疑为作秀。

　　确切地说“卖红薯救弟”，这样的场景并不鲜见，内容大同小异，主角不同而已。比如前不久， 来自南充的32岁王海林男扮女装， 穿裙子戴假发，在成都街头摆摊卖卫生巾，为患白血病的2岁半女儿筹集医药费。他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也在短期内收到了很多的捐款，然而后续的走向却令人大失所望。所以，对于“卖红薯为弟治病”是否属于炒作，公众当然有质疑的正当性。从不加分析的滥情到对真相的追问，从某种意义上讲，也见证了社会的进步。

　　对此，有人很自然地把责任归咎于公共政策的冷血，责怪于公共服务部门的滞后，对大病保障等制度极其不满。然而，再强大的公共政策其实都无法做到无所遗漏，即便有了更为完善的救助体系发挥作用，这样的案例似乎也不会时有出现绝迹。有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出现问题之后，“只再说不做”的道德式矫情，才是最可怕的救济缺失。

　　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弱势救助，不可能单靠政府就能做到尽善尽美，这还离不开民间组织、慈善机构和全民参与的大救助体系介入。我们当然希望有一个完善的制度，让每个人都能免于被抛弃的恐惧，甚至能够提前介入，在需要救助时就能发挥作用。然而，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若是没有自身的努力和抗争，是无以达到其预期的愿望。因为任何单一的手段都会“穷尽其途”，再完善的公共政策也有收窄的时候，还需要其他力量的参与和付出，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才能让救助更有成色。

　　由此观之，我们不宜对“卖红薯救弟”做更多解读，做好自己才能真正赢得尊重，彰显自身的道德纯度，才能获得受众共鸣与呼应。很多东西即便是炒作，但只要是一种自我抗争和努力的表达，只要不是弄虚作假而和故意做作，那么当事人求取关注就不失为一种边界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