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车劳顿成大城市上班族苦恼

　　“时间都去哪儿了？”对于在北京一家IT企业工作的张祥来说，他的时间很多都在单位和路上。由于还没有买房，他工作在东直门附近，住的却是北京西北五环附近，每天要换四趟地铁，花费很长时间。

　　“单位经常加班，离住的地方还远，脑子里经常想的是写程序。我回家基本上倒头就睡，根本没有时间看电视，更别说谈女朋友了。”至今单身的张祥说。

　　不是在上班，就是在上班的路上，像张祥这样的在中国大城市非常普遍。北京师范大学22日发布的《2014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显示，“舟车劳顿”已经成为中国大城市人群每天都要经历的事情。其中，北京通勤时间最长，达到97分钟。

　　除北京外，广州、上海、深圳等城市也是通勤时间较长的城市，平均每天上下班(往返)时间接近或者已经超过90分钟。同时，天津、南京、沈阳、重庆等城市就业者每天的通勤时间均超过了65分钟。交通拥堵以及郊区居住，市内工作都是通勤时间长的原因。

　　九成行业工作时间超标

　　报告指出，过度加班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高度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虽然中国工时制度与世界已经接轨，但加班现象仍然严重，九成行业周工时超过40个小时，过半数行业每周要加班4个小时以上。

　　从城镇数据来看，除农林牧渔业之外，所有行业的周工时均超过了40小时。另外，大多数行业的周加班时间(按标准工时40小时计算)在3~5小时之间，超过50%的行业的平均周工时超过了《劳动法》规定的“无特殊需求企业”应遵守的最高工时限制44小时。

　　深圳联润达商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郑义说：“我有一个外号叫小蜜蜂，小蜜蜂啊，飞啊飞，一年飞很长的时间，个人机票就要20万，很多都是被动加班。”

　　就连传统上被认为比较清闲的公务员，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轻松。一些中央国家机关和基层的公务员坦言，他们时常自嘲现在的工作状态是“五加二”“白加黑”，加班费根本没有听说过，可谓是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两不误”。

　　女性“第二轮班”现象普遍

　　报告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赖德胜介绍，目前，中国还存在男性“长工时”与女性“第二轮班”并存的现象。在加班群体中，男性是“主力”，平均周工作时间比女性高出约2小时。“然而，在经济下行期，上述这种差异会有所扩大，女性是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群体，一旦冲击来临，首当其冲。”

　　“第二轮班”是指参与劳动力市场活动的女性不仅和男性一样承担有酬劳动，还要承担大部分家务劳动的现象。随着中国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很多女性参与社会活动，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禁锢使得“第二轮班”现象普遍。可喜的是，“第二轮班”问题在中国一些大城市正在削弱。报告显示，北京、上海男人最顾家，顾家系数超过了4.0，在工作日劳动时间长，且在休息日会主动承担家务劳动。

　　赖德胜认为，中国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进程中，必须进一步缩短工作时间，这有利于扩大就业数量和提升就业质量，有利于劳动者身心健康和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有利于加快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副司长乔尚奎表示，过去的中国高速发展靠人口红利，靠的是人们的过度劳动。如今，适应经济新常态，就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多的依靠开发人力资本，合理确定科学劳动工时，并让带薪休假制度得到真正落实。

　　节假日加班费“不翼而飞”

　　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缺位的“加班费”，按照国家的规定，周末上班应该是两倍的补偿，国家法定的节假日，比如“十一”、“五一”应该是给三倍的补偿的。但很多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没有补偿，或者是补偿不到位。调查表明，我国按规定给予劳动者加班费补偿的企业竟然只有三成。

　　“不翼而飞”的加班费体现了劳资双方不平等的话语权和资方违法成本过低的现实问题。劳动者即使知道用人单位不足额支付加班工资违法，也不敢轻易开口。再加上“对簿公堂”费时费力，很多劳动者最后往往无奈放弃。赖德胜指出，过去超时工作也许是创造“中国奇迹”的密码之一，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这种“透支”已经不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