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会同一性理论探讨《小偷家族》对“家庭”概念的构建

　　摘要

　　《小偷家族》正如一项被是枝裕和导演搬上大荧幕的“家庭实验”。在过去的影片中，导演似乎已经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实验类型，离婚且潦倒的父亲与前妻和孩子重聚，被医院抱错孩子的家庭，被抛弃的同父异母的孩子……这一次，导演再次更新实验设置：如何使无血缘关系、无法律约束的六个人组建起“三代同堂”的传统模式家庭，并使其运转的呢？

　　简介

　　影片第44分钟的时候，奶奶和信代带两个孩子出去了，留在家里的亚纪忽然问治：“哎，我说，你跟信代小姐都挑什么时候做呢？”治拍拍心口回答她，“我们是靠这里维系”，又指指下身，“不是靠这里”。亚纪不信，这样的关系，“一般都是靠钱吧。”她说。治躺回去，笑着说，“我们可不是一般人啊。”亚纪深深的看着他，渐渐嘴角浮起一丝微笑，仿佛得到了心中期待的答案。

　　家庭问题是电影中常常选择探讨的主题，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在她的作品《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中，对日本家庭的变迁进行了阐述与思考，她认为家庭的变迁不存在危机与问题，而是家庭模式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调整。

　　是枝裕和导演同样对于“家庭将走向何方”有着自己的疑问与思考。而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不论外在因素如何变化，他始终关注的是家庭最传统，或是最本质的问题。例如在《小偷家族》这部影片中所隐含的：自己的生活也一团糟，所以虐待幼女的年轻母亲；似有积怨，被搬去外省居住的儿子所抛弃的母亲；被丈夫长期酒后家暴，继而和情夫杀掉丈夫的妻子；有了妹妹，从此失去父母宠爱的长女……那些困扰家庭中人的问题，似乎从未跟随时代和社会的变迁改变。而导演做出的最特别的设置是，在每部电影中，都抽走一些被认为是家庭必要的元素。

　　《无人知晓》中的“家”，成人角色缺位，只有四个小孩；《比海更深》中的“家”，是风雨之夜，已经结束婚姻关系的妈妈带着孩子留宿在前任丈夫的家里；《如父如子》中的两个家庭，为自己的孩子与自己有没有血缘关系而困扰；而《步履不停》里面的那个家，看起来四分五裂，却每年都只能因为长子的忌日而聚在一起。

　　在最近这一部《小偷家族》中，导演索性连把血缘联系和法律关系都去掉了，那么如何维系？亚纪的答案是钱和性，而治的答案是“心”；信代的答案是“羁绊”，奶奶的回答是“选择”。而这篇文章，将会借用社会同一性理论，试解影片中的家庭模式。

　　研究方法

　　文献分析法，文本分析法，个案分析法

　　理论综述

　　英国社会学家 Tajfel 提出的社会同一性理论，即社会认同理论，对于研究群体行为这一社会心理学的议题有重要意义。从20世纪70年代提出之后，对群体行为作出了新的解释，并在相关研究中不断发展完善。这一理论认为群体行为产生的基础是群体内成员对群体的认同。Tajfel 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他认为成员都会寻求积极的社会认同，而当这一点无法被满足的时候，成员会倾向于离开所属的群体。

　　Tajfel认为，社会认同建立的过程包括社会分类，社会比较，和积极区分原则三个过程。1963年，Tajfel 在一次实验中发现，在进行分类的过程中，被测试者倾向于夸大群体内的相似性和群体间的相似性。在此基础上 Turner 进而提出了自我类化理论作为补充，他认为当人们把世界分类为可以理解的类别，人们倾向于强化类别之间的差异，同时削弱类别内部成员的差异，即积极区分，以此从认知和情感上寻求对所属群体的认同。人们会将自我归入群体中，将符合这一群体的特征赋予自我，这时人们会将自己视作拥有群体成员的身份，进行去个性化的转变。

　　积极区分是为了获得积极的社会认同，从而满足个体获得积极自尊的需要，也就是说社会认同是满足自尊的需要。例如在电影中，祥太的偷窃行为被大和屋老爹以模仿他独属的“神秘手势”的方式点破之后，他转身离开的背影，以及摘掉帽子抓抓头发的的动作都表现出他的沮丧、觉得丢脸，以及触及自尊心。因为社会认可是个体获得自我价值最重要的来源，个体需要通过这种途径形成稳定的自尊，获得自信和安全感。

　　社会认同理论中还给予了低地位群体内成员的反应特别的关注，因为更高地位的群体倾向于维持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而如果从属群体接受了主流群体的观点，他们可能潜在地协商负面的社会认同，并采取不同的获得正面社会认同的方式。社会流动即是方式之一。这一信念结构认为，群体之间的边界是可通透的，也就是说借助某些方式，人们可以从低的地位群体进入高的地位群体，例如通过考取学校、选择工作、婚配等方式，人们可以从一个群体进入另一个群体。这一方式对主流群体并不会产生很大威胁，但却会减少从属群体的凝聚力，削弱群体的对抗行为。

　　以“地位”和“可通透性”的两个维度交叉组合，可以得到群体的四个类别，即，高地位且高通透性群体，高地位且低通透性群体，低地位且高通透性群体，低地位且低通透性群体。很明显，《小偷家族》中的成员从属于低地位、却高通透的群体。从所属地位上看，作为低地位群体有为获得社会认同向高地位群体流动的意愿；而从通透性上看，小偷家族的几名成员都是拥有高度的进出自由的。以有里为例，在影片开头，治发现有里在寒冷的天气被关在阳台上，仅仅出于同情心就将将她带回了家；直到50分钟时信代烧掉有里的旧衣服，以此仪式确立了两人之间的“母女关系”，期间数次其他成员默认有里可以、需要或是将要回到她自己的家里去。18分钟的时候，祥太在巷子口询问有里，“怎么样？你要回家吗？”；40分钟的时候，电视上面播放了关于有里案件事发的新闻，治的第一反应就是拉过有里，问她可不可以自己回家；43分钟的时候，初枝奶奶对信代说，以为有里会回到自己家里去，信代回答，是有里选中了自己，并表示这样自己选中的父母也许更好。

　　因此，本文将就这样一个凝聚力很弱的“家庭”，是如何组建、运转、解体的运用社会同一性理论，进行社会心理学层面的分析。

　　分析

　　构建

　　影片开头，“收工”的治和祥太发现了在阳台上挨饿受冻的小女孩有里，并将她带回了家。通过晚餐这一日常生活的场景，依稀可见一个已经建立的和谐的家庭模式。一方面，从位置上看，奶奶、亚纪和治坐在桌边吃饭，而奶奶和亚纪挨在一起坐，祥太拥有壁橱前面自己的位置，而信代则坐在厨房就着锅吃，基于文化，这很有可能是为了方便从事家务劳动。另一方面，祥太对亚纪解释忘记了洗发水，吃的也是自己的“劳动所得”泡面，暗示了“劳有所得”的家庭分工。

　　这样的秩序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影片主要通过有里的加入进行解释。在家庭分工方面，有里在融入家庭秩序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参与“分工劳动”。她在影片4分钟的时候被发现；15分钟的时候就首次观摩到了祥太“作案”的过程；而在22分左右，祥太就告诉有里自己会教她偷窃这项技能；第25分钟的时候治已经在给有里“授课”；30分钟左右，有里与祥太和治合作，完成了第一次偷窃。而在祥太因为“两个男人的行动”加入了有里而不开心的时候，治又告诉他，有里总要做点什么才比较好呆在这个家里（36：19）。

　　在情感方面，有里的进入主要表现为与信代不断找到共同点，从而使感情连结变得日趋紧密的过程。有里是治带回家的，信代的初衷是将有里送回，却在听到有里父母的争吵之后转变了想法。当听到有里的母亲说出：“我也不是想生才生的啊！”之后，信代拒绝了治抱走有里，而是抱着她缓缓蹲了下去，同时将小女孩在怀里抱的更紧，目光也从被戳中的受伤，变得坚定。结合她在影片结尾受审过程中，当警察问及为什么要诱拐别人的小孩，她所解释的“或许是很恨吧，恨我的母亲”，此时的信代很可能是和有里在与母亲的关系相关的经历中产生了共鸣。同样的暗示还出现在34-35分钟，当信代得知有里因为担心祥太坐在门口等待，内心震动：被父母如此对待的小孩，照理说应该不会这样体贴别人吧？这样的疑问既是在肯定与有里相似的童年经历和有里内心的美好，又是在为自己与有里不同的处事态度寻找理由。信代与有里感情升温的一个高潮出现在第48分钟，两人发现了手臂上同为熨斗烫伤留下的疤痕的时候。两条交叉在一起、拥有着同样伤疤的手臂，展示出因为相同的命运和伤痛而产生认同感的两人。由此，才有了之后在全家人的见证下，烧掉有里以前的衣服、欢迎她正式进入这一群体的仪式。可以想象在此之后，两人都将在情感和行为上强化彼此之间的相似，以及扩大与他人的差异。

　　信代和有里的情感连结是基于拥有共同经历的懂得，而类似的因为模仿与相似而产生的认同感，在影片中得到多处展示。48：47-49：06，祥太躺着读书，他的姿势和不远处的治一模一样；并且祥太和治分别有过一次脚受伤的经历，且都是右脚；33：21的时候，亚纪躺在奶奶腿上撒娇，表示奶奶的身边是最舒服的位置，奶奶的气味是最安心的味道，59：02，亚纪邀请四号先生躺在了自己的腿上；不止如此，亚纪还发现了四号先生手上和自己一样的自残痕迹，的确在影片后半段（01：36：03）亚纪接受审讯的时候，她的手上出现了伤痕。

　　通过有里加入家庭秩序的过程，以及人物的行为等一些细节，观众可以大致推断小偷家族

　　的家庭认同感建立的基础，首先基于分工合作、各司其职的制度。更重要的是成员之间产生的相似性，从而激发的内群体认同和情感连结。

　　解体

　　通过电影中对与小偷家族家庭构成的刻画，就不难理解它为何无法逃脱解体的命运。虽然家族内部崇尚分工合作、人人都要有所贡献，且分工制度属于现代社会中的稳定有机团结，但小偷家族有一本质上的致命问题，即，他们的构建和运转过程中存在大量非法的元素。首先，他们以偷窃的形式为生和补贴家用，这不仅非法，而且在日本文化中是非常不被接受的。影片中柴田治的扮演者接受采访的时候曾表示，在社会体制高度完善的日本，偷窃是不被原谅的行为。正因如此，偷盗事件极少，很多超市和商店也不特意设置防盗设备。存心偷窃得手很容易，但一经发现，全社会都会反思：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造成公民会偷窃？可见，偷东西在日本是非常不体面的行为。而作为“家长”，治和信代应该非常了解这一点。他们对祥太解释，放在商店里的东西还不属于任何人，以及没有把商店偷倒店就好。而面对警察的质询，为什么教小孩子偷东西，治垂下了头，表示自己并不会什么别的。其次，他们的组成中有诸多不被法律保护的程序。例如，日本已经实现教育免费，祥太却不能上学，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因为身份不能暴露。影片第12分钟的时候，民生委员来访，两个孩子只能偷偷溜出去；21分钟的时候，治的工友送他回家，有里就要被藏在壁橱里；甚至面对被告发诱拐有里的威胁，信代只能放弃工作，而当祥太受伤住院，他们不敢接回祥太，只能连夜逃跑。贯穿全片的细节都在暗示，影片中的亲情和羁绊，是不受法律和道德认可的，是暗藏危机和风险的。

　　而对于家族成员中的情感纽带，除了上述的不受法律保护的问题，更重要的，情感本身就是一种脆弱和易波动的连结。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小偷家族首先也面临所有家庭都会面对的问题，就是交流障碍。这个家庭的解体和片中小男孩祥太的成长是几乎吻合的两条线，而在成长的过程中，祥太几次试图与扮演父亲角色的治交流都失败了。当他两次讲起小黑鱼的故事，试图从小黑鱼带领小红鱼的鱼群干掉大鲔鱼的过程中寻找身份认同，治都答非所问。而当他两次确认偷窃是不是坏事，治不仅没有给出令祥太信服的解释，并且第二次，治试图偷盗别人车里的东西时毫不掩饰的样子让祥太意识到，治根本就知道这是一件坏事，他之前的解释仅仅是一个借口。这些沟通失败造成的思想上的分化，都成为了日后情感上的分离隐藏的导致因素，最终，他质疑了治救他的初衷。

　　此外，除了祥太在在情感上的分化，影片末尾隔离审讯的过程更透露出亚纪才是薄弱一环的信息。亚纪迅速接受了警察给出的“奶奶是为了钱才收留自己”，在说“原来是这样”的时候镜头前的她垂下手，自嘲的一笑。接着镜头切到他们曾经居住过、如今却成为“案发现场”，围满记者和警察的家，暗示亚纪已经供认。在这里，“家”的概念于亚纪来说更接近于一个“壳”，她曾经依赖这个壳给她的温暖，却在警察提到“父母给奶奶钱”的瞬间破壳而出，失去了对这个家的身份认同。

　　未来

　　电影结束于一个有里在阳台上独自向外张望的镜头，联想到亚纪再次回到家里，却止步于门前迟迟无法迈步进去；信代在被狱警带走之前回头，含泪带笑的道别；治追在祥太车后喊着他的名字；以及祥太在治身影消失后才无声地叫出的“爸爸”；初枝奶奶在海滩上看着“家人们”的背影只有口型的“谢谢你们”，每个人的结局都似乎隐含着太多没有说出口的话和未完待续，让人不禁猜测，影片落幕后他们将会何去何从。我认为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对这个家庭的认同已经存在于他们的情感和精神里。

　　在传统家庭中，称谓是家庭秩序的外在体现。而父母、兄弟姐妹之间的称谓又和夫妻之间的不同，因为他们是血缘关系的产物。即使在继父母于子女之间，正式改换称谓也是一个正式的仪式。对于在小偷家族中实际履行了父母身份职责的信代和治来说，尽管他们一个说“叫爸爸妈妈”这种事不必勉强，另一个则多次明示暗示“叫一个试试嘛”，其实他们内心对这个称谓都是很渴望的。1时23分的时候，信代和祥太在街上边喝汽水边说说笑笑地走，路边摊贩的一句推销“这位母亲，买点可乐饼当晚餐吧”就让她脸上洋溢起笑意，就连祥太都看出她“被叫母亲很开心”。而接受审讯的时候，女警的一句“那两个孩子叫你什么呢？母亲吗？还是妈妈？”，又让她泪落个不停，好像所有的委屈都铺在脸上。可见，对于这个新形态的家庭而言，尽管成员之间存在认同意识，但少了一个称谓，终究还是对传统家庭虚构的模仿。因而在他们分离之后，祥太无声的“爸爸”赋予了这个故事更深层的含义，即家庭亦存在于情感上的肯定与羁绊。这句“爸爸”发自祥太的内心，并非来源于外界的压力，从而成为他对这个家庭认同的符号。因此，虽然不能确定他们还会成为生活在一个空间里的家人，羁绊却在内心被巩固。

　　讨论

　　上野千鹤子将构成家庭的要素分为“现实”和“意识”两个方面。现实方面，是家庭的形态构成，意识，就是家庭成立的意识，也就是作者所说的“家庭自我认同意识”。

　　《小偷家族》中的家庭形态是非传统的，它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也不以法律关系为保障；它是破碎的，每个成员都带着自己的故事和记忆。这个家庭充满了违反东方的伦理道德、违反普世价值观的元素，然而一定程度上，每个成员都对它具有认同感。当镜头从厨房拍向屋内围坐吃饭的一家人，仿佛框住一副和谐、有烟火气的家庭图景；当镜头拉高，一家人头靠着头挤在狭窄的天井缝隙中，“看着”只有声音的烟花，当治拖着受伤的脚追着祥太在夜幕下的停车场追跑玩闹，深蓝色的光让他们仿佛沉游海底的两条小鱼，当信代在火光前紧紧抱住有里，仿佛对她又仿佛对自己说“爱你的人就应该这样”，这样的羁绊和温暖也一样传达出银幕。再次回到影片隐含的议题，当家庭成员拥有高度的出入自由，当他们都是低地位的社会边缘人物，维系家庭成员自我认同的是什么？我想导演用自己的方式给出回答，是依靠每个成员在自己的位置上履行职责，以及有相处和情感的家庭氛围。例如，祥太和有里并非兄妹，他们之间却有互相履行的兄妹关系赋予的责任感和保护欲。祥太为保护有里不让她在自己偷东西的时候跟进超市，又为了她偷窃不被抓到跳下桥去，而有里在看到这一幕之后飞奔跑去求救，晃动的镜头和小女孩粗重的呼吸声透露了有里内心真实的关心和焦急。

　　上野千鹤子认为，“在家庭提高自由度的时代里，与实际的家庭相比，孩子们更想追求绝对性的关系”。而在这个共同血缘、共同姓氏、共同财产等传统家庭的基础元素都在不断被动摇的时代，是什么维系了家庭成员之间的认同感值得被深思。在电影《BLANKA》中，菲律宾小女孩从小被父母抛弃，最大的愿望就是攒够三万块钱，买个妈妈回家。这个时候妈妈和家的概念对她来说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而当她与双目失明的卖艺老人共同生活，经历了艰难的生活、对彼此的怀疑和重建信任之后，她才第一次产生了对家人的认同。

　　以社会认同理论解析电影的意义不止于家庭，更可扩展到对电影中其它边缘群体的分析。例如以此探讨美国的黑人电影和华裔电影中对某一群体的刻板印象和固化认同，不同群体间的融入与认同；以及分析欧洲有关难民的电影中，流离失所的人寻找自我在异乡的身份认同等等。

　　展望

　　《小偷家族》作为一部饱受赞誉的作品，每换一个视角观看，都会产生一些不一样的启发。影片中大量固定和低位的镜头，暗示出是从小孩的视角观察；加之文中曾述的，小偷家族解体的过程与祥太成长出独立人格的过程基本吻合，我认为未来的研究不妨以祥太的个人成长为视角讨论他与家庭之间分离和重建认同的过程。事实上，在日本的文学和电影作品中，有大量对于如祥太一般十岁左右孩童自我意识形成的刻画和书写，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将有益于了解电影如何展示人物的成长印迹。（作者：朱潼歆）

　　文献引用：

　　Tafel H， Turner J C.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In： Worchel S， Austin W（eds）.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Chicago： Nelson Hall， 1986. 7~24Tajfel H.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chapters1~3.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8Tajfel H.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82.33：1~39Dominic Abrams， Michael A. Hogg， Social Identifications： A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d Group ProcessesTurning Away from the Fire： A New Look at Films of Kore-eda Hirokazu Linda C. Ehrlich Framework： The Journal of Cinema and Media Vol. 60， No. 1 （Spring 2019）， pp. 116-140是枝裕和，《犹如走路的速度》，陈文娟译，南海出版社，2016.是枝裕和，《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褚方叶译，南海出版社，2018.是枝裕和，《知日·步履不停》，茶乌龙主编，中信出版集团，2017.

　　7. 上野千鹤子，《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吴咏梅译，商务印书馆，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