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争议”映照出的四种中国文化面相

2014-01-17 14:50 来源：文化

　　“木心”这个名字在大陆文学世界的出现，是一次“闯入”事件。这一“闯入”，引起了一些骚动，陆续有慌乱、赞叹和不以为然的声音对这个陌生的闯入者作出反应。相关人士围绕着木心及其作品的说长论短，倒是形成了一种别样的景观。通过“木心”这一面多棱镜，映照出当下中国文化的不同面相。

　　众所周知，木心在中国大陆的风行，首先得益于著名艺术家陈丹青的鼓吹，由于陈丹青的明星效应，木心的影响力迅速波及公共阅读领域。然而，大多数专业人士反应冷淡。虽然有少数现当代文学的专家作出了好评，甚至有人将其视作超越了所有现当代文学作家的超级“大师”，也因此引发了一些争议。

　　陈丹青对木心的推崇原因复杂：有对师长的尊崇，有对逝去的时光和记忆的缅怀，也有对当下文化之粗鄙、恶俗的愤懑。他并不在意当下文坛通行的规则，执意推崇他所钟爱的文学，不乏古道热肠。木心的文学表明，文学写作可以离开一个时代的文学制度和文学惯例来实现。陈丹青对于文学领域的介入，也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一点。他对专业人士的短视和麻木横加责备，毫不留情；在一个趣味彻底败坏了的时代，陈丹青对个人趣味的执着，令人瞩目。

　　另一种代表性的反映是孙郁。作为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孙郁更关注现代汉语的文学性。他在木心身上看到了汉语的雅致之美。事实上，雅致的母语一直是白话文文学草创时期的一个梦想。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汉语文学传统的美学经验的丰富性和精美性的流失，越来越严重。这也正是木心及陈丹青在上海文化中看到的症候：过去时代文化的精美和优雅，早已沦丧。

　　木心的博学和美学经验的丰富性，与所谓“现当代文学”在语言和精神资源上的贫乏和干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孙郁在木心那里看到了汉语之美，并予以高度赞美，一如他赞美鲁迅。但语言的艺术性并非文学价值的全部，尽管有可能是其核心的价值部分。木心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其小说、诗歌艺术价值平平。散文无须特别地经营主题和结构，也不一定要依靠激情和意境，可以专注于言辞之美，如古典辞赋。过分专注于辞章，很容易把个人趣味变成了一种乖张的癖好。

　　批评家张柠所关注的在文化传播效应方面。张柠看出了木心的文学与当下文化消费风潮中的“民国范”消费之间的内在关联。木心是民囯生人，青少年时代所受的也是民囯教育，却长期生活在大陆。奇妙的是，他的话语方式却依然是民国式的，他的作品中弥漫着浓重的民国气息，语言始终保持着民国时代的纯净和灵动。属于大陆居民的木心，一不留神加入了胡兰成、齐邦媛、龙应台等人所构成的“民国”文化的氛围，构成了一种“民国风潮”。一方面，是文化界人士借助民国风格的语言和文学，营造了一个精神“乌托邦”，以安置他们业已枯萎的美学经验和文化精神。另一方面，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性的消费品，也会受到消费市场的左右。在当今大众娱乐文化场域里，文学阅读也越来越“粉丝化”。在这种情况下，木心也无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消费品。他的市场推动力来自作为文化明星的陈丹青，进而他也以营造“明星”的方式将他的文学导师“偶像化”。

　　文学史家和文学史料专家的态度则模糊、暧昧。陈子善声称，将木心文学的价值评判留给时间，留给历史，宣称要借“历史”的威权来判决，以延缓表态来推卸学者的职责。他们并不特别在乎文献的文学价值，而是在乎其史料价值，以及文学作为藏品的升值空间。他们还曾以这种“囤积居奇”的方式处理过张爱玲。这种所谓“历史主义”态度，固然避免了卷入观点冲突的漩涡，但却是无原则的和不负责任的。这一点，符合学院学者的生存策略，他们总是以貌似客观的“历史主义”态度来掩盖“相对主义”的狡猾和价值空虚，从而得以在观点分歧甚至截然对立的学院环境中左右逢源。

　　将木心当作“民囯范”来膜拜，本身就是一个误会。但事实上，人们并不真正关心木心文学的意义究竟如何，而是因为他们总是需要有一个膜拜的对象。如果说木心的时代是一个刻意扼杀优质文学的愚蠢时代的话，那么，现在则是一个把任何可能引起关注的东西都吹捧成奇迹的媚俗时代。　● 张闳

　　年初，出版社推出《木心纪念专号》，纪念木心。

　　批评家张柠批评木心的文学价值被高估，沈浩波和一些学者也认为木心的文学价值需要重新评价。

　　著名批评家孙郁盛赞木心，赞美他身上有汉语的雅致之美。

　　木心研讨会举行，陈丹青特意将张柠请到现场，二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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